我的画不换钱

■8岁给冯玉祥唱戏　　
■上世纪50年代起曾应邀为毛主席演出40余场　　
■曾现场为徐悲鸿治印　　
■最特别的一枚印章是“忘了我是演员”

 　　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杭州市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生活着一位已92岁高龄的京剧高派传人，他叫宋宝罗，他的经历俨然一部近现代京剧史。岁末，当记者来到这里时，这栋楼正在翻修外观，宋老画画的书房窗外搭着脚手架，不时有工人在他的窗前忙碌，而宋老也会很慈祥地对他们报以微笑。“很多人都说我住的很简陋，但我不会去争这些，到现在文化厅的大门冲哪边开我都不知道。改革开放了，也受重视了，可人也老了。我现在偶尔还能在舞台上唱一段就很知足了。”虽然现在过着与世无争的半隐居生活，但这位菊坛美髯公在他不足10平米的那间狭小画室中却常常思量着京剧的过去与未来。虽然每每也有余韵未尽的怅然，但这份情结始终挥之不去…… 　

■6岁学艺、7岁登台，27岁就成立了宋宝罗京剧团。徐悲鸿、于右任、张伯苓都用过他刻的章　　今年10月19日，39位代表着中国京剧最高艺术成就的名角在重阳节这天聚首长安大戏院，上演了一台空前绝后的京剧“群英会”。在这台演出中，虽然赵燕侠、杜近芳、李世济、梅葆玖、谭元寿等京剧界扛鼎人物悉数登台，但其间最引人关注的却是从杭州远道而来的宋宝罗。

　　当晚接近6时，原本已经很拥挤的后台一阵骚动，一位身着红色西服、留着三绺银髯的老者翩然而至，他并没有直接走进休息间，而是首先至侧台查看自己上台时所用的笔墨纸砚是否已准备停当。这位92岁的高派传人最后出场，不仅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更现场挥毫，以豪放、洒落的笔法在演唱中便点染成了一幅公鸡图，白眉银髯的恬淡加上意到笔随的洒脱，如此做派使得这位久居杭州的京剧名家宛如一位仙风道骨的隐士，那一刻，所有人仿佛都被他强大的气场所吸引。

　　宋宝罗出生于梨园世家。父亲宋永珍，是梆子戏著名刀马旦演员，母亲宋凤云，是京剧史上第一位女丑演员，有“坤伶第一名丑”的美誉。宋宝罗6岁学艺、7岁登台，从小便被誉为“神童”，后工高庆奎先生的高派。27岁就成立了宋宝罗京剧团，而且红遍大江南北，然而他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却是那并不逊于京剧造诣的绘画技艺。其实这还得源于他15岁时的嗓子“倒仓”。

　　“那时我家就在琉璃厂附近，画家马湛汀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他很喜欢我，常带我到故宫文华殿看画。那时起，原本就喜欢绘画、刻章的我就在马湛汀、于非暗等人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后来还得到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师的指点。1934年的一个春日，在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常常聚会的中山公园水榭园林中，几位画家突然雅兴大发，要合作一幅‘大地回春’的丈二大幅。徐悲鸿先生勾描几笔画了几只麻雀，可题款时才发现忘记带印章。我就在水榭买了石头，有现成的刻刀，立马刻成‘悲鸿’二字。徐先生异常开心，对我说‘小宋，刻得很好！以后你刻章治印一定有前途！’此后徐先生的很多画作都用这方图章。”后来宋宝罗还曾在天津以挂牌刻章维持生计，为很多名人和清末遗老刻过章，如陈宝琛、于右任、张伯苓等。如今，在宋宝罗书房的柜子中，刻过和搜集的印章有上千枚之多。

　　■8岁时给冯玉祥唱戏得了两块大洋，“文革”期间因当年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一张合影10年不见天日　　宋宝罗笑称自己这辈子出过名、享过福，也挣过大钱，但现在已经无欲无求了。他一生见过的名人政要无数，1924年，冯玉祥把宣统皇帝赶出皇宫，为了庆功，中秋节连唱三天大戏。年仅8岁的宋宝罗粉墨登场，唱了一出《击鼓骂曹》。宋老回忆说：“冯玉祥穿了一身灰色的棉裤棉袄，演出后，他夫人给了我两块大洋，冯玉祥还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都很开心。”宋宝罗从此开始了童伶生涯。 后来在伪满洲国给溥仪也唱过，再后来就是在抗战胜利的双十节活动中给蒋介石演出。“那次演出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上台跟我握手照相，然而就是这张照片在‘文革’时成了我的一大罪状。那时有人查到了1945年《中央日报》上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美国特使马歇尔等人和我的照片。抄家迫害那是轻的，十多年的时间，我连小声唱都不行，这对我来说比监牢要厉害得多。几次抄家，把我所有的书画，几十年留存的手抄剧本、四大箱戏装道具都烧光了。他们还把我一季度的粮票全换成番薯，700多斤堆在门口，还没吃完就要烂掉了，白天劳动，晚上就吃这些东西，几个月吃不到粮食。很长一段日子，我胃里都会泛酸水。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就因为那十几年都消磨没了，年轻时我还曾想过立一个流派呢，后来我不收徒也不演出跟那些年的冷心有直接关系。其实我那时也想过自杀，后来一想要脸就不能要命，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不要脸要命。”后来叶剑英元帅来杭州亲自为他平反，含冤受屈了近十年的宋宝罗才算真正见了天日。　　

■独创边唱边画绝技，毛主席曾把他的画带回了北京，但“我的画从不换钱，如果一沾上铜臭，性质就变得庸俗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宋宝罗曾应邀为毛主席演出40余次，特别是1962年12月26日那次，那日正值毛主席70寿辰。宋宝罗边唱边画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轻轻走到他的身边。“那时我正握着毛笔画鸡身，无意中碰到了毛主席，才知道主席背着手在仔细看我的画。我当时激动极了，有如神助，大笔挥了几下，原来要六句或八句唱才能画好的公鸡四句便画好了。当时毛主席说‘画得好，用笔很准’。我也用笔题上了‘敬献给毛主席’六个字。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可以写上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后来，毛主席把这幅画也带回了北京。　　此后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宋宝罗常常在自己编演的新戏中加入绘画和书法，恰如其分地展示自己的特长，而这也成为了他的一张名片。如今，已92岁的宋宝罗仍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谈吐从容，是令人羡慕的“全国健康老人”，除了规律的生活起居外，书画、篆刻也功不可没，是这些雅趣磨炼了他的性情。

　　在宋宝罗所刻的印章中，有几枚很是特别，如“名利不争长寿”、“忘了我是演员”等，还有一枚更是时常出现在他的画作中，那便是“我的画不换钱”。他表示：“我的画从不换钱，画得好一点的摆起来，将来留给孩子们做纪念。国画也是国粹，如果一沾上铜臭，性质就变得庸俗了。”不过他的画作也不是从未经过市场考量，那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慈善义卖。1998年抗洪救灾时，他一次就义卖了上百幅画，其中一幅八尺墨松，被人以五十万元购去，全部用于赈灾。这么多年，他义卖的画有上千幅，连纸墨钱都没收过。

　　■对京剧的现状不抱乐观，“我深知少年时代打基础的重要。可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多时候从小就走偏了”

　　虽然已经远离了与京剧有关的创作等活动，但宋宝罗一天也不曾停止过有关京剧发展前景的思考，而且对于目前看起来似乎大有回升之势的京剧生态，他一语点明自己的观点，“我对京剧的现状不抱乐观。首先是票价问题，现在的演出票价跟老百姓的收入消费水平极不成比例。上世纪50年代梅兰芳来杭州演出是2块钱一张票，那时的平均工资是四五十块钱，差不多一个月收入的4%就可以看一场戏，现在动不动几百元的票价，能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有人说现在剧团都推向市场了，演一场场租还要多少钱呢。其实我们那时都是自负盈亏，而且跟剧场都是分账的形式，好剧场二八分成，一般剧场一九分成。其次是问题，花这么多钱观众要看到什么东西。解放前京剧有30多个流派，光老生就有十五六个，解放后就再没有产生新的流派了。我们那时拜师，是真跟师傅学，现在完全不对头了，拜师往往是为了名分。所以现在凡是找我拜师的，我大都以年纪大教不动推掉了。还有提着录音机来跟我学的，我管这叫‘录老师’，如果这样跟我学还不如跟电视学呢。京剧是唱念做打，现在所有的人都只是在学‘唱’，‘念’根本没人学，过去我们都说‘千斤念白、四两唱’，可现在没人练白口了。不过现在的武戏是超过过去了，无论是打出手还是翻跟头，都比以前要好，但这是吃青春饭的，到35岁以后别说翻跟头，就只能翻眼皮了。而且现在动不动就是国家一级演员，我不大看的惯。我根本没参加新的评级，还是过去18级那个老的级别，那是60年代评的，当时先让自己报，我就报了个三级，当时的考虑是自己的业务水平究竟够不够一级、二级，后来就一直是这个级别。”

 　　从6岁学戏，7岁登台，15岁“倒仓”，20岁才恢复，宋宝罗经历了太多，也感受了太多。“我深知少年时代打基础的重要。可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多时候从小就走偏了，有个一撮毛的小男孩经常出现在电视里，学别人的怪相，逗大家一乐，这样下去孩子都油掉了，还能学到什么真本事！”

 　■自称是“不怎么随和”的老头，“ 艺术研讨以及评奖我从不参加，一是看不惯，二是我也不会拐弯抹角地说话”

 　　平日里，各地邀请宋老参加的活动不在少数，但他也就出席一些联欢或慈善活动。“艺术研讨以及评奖我从不参加，一是看不惯，二是我也不会拐弯抹角地说话。以往有好几次我在开座谈会时把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说了出来，人家不爱听，人家说话我也不爱听。后来所有的观摩、评奖我就都不参加了。”不仅在艺术领域，宋老在自己所担任的社会职务领域也是个“不怎么随和”的老头，历任政协浙江省四、五、六届常委的他一直将这一身份视作提意见、替老百姓说话，而不是一味说好好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和单位领导相处都不太好。”

 　　虽然对很多事情看不惯，但生活中的宋宝罗却是一位慈祥、谦和的长者，对于真心诚意来拜访他的人，他会为你沏一壶西子湖畔特有的香茗，伴着杯中缓缓起伏的茶叶，娓娓道来。红色是宋宝罗最为偏爱的颜色，无论衬衫、毛衣、背心还是西装，只要见客，宋老大多着红色。已经常年不吊嗓子的他坦言自己是在吃老本，他的危机感并非来源于自己是否还能登台，而是自己唱的东西里有一些是已经失传的，全是戏班里带出来的。“我希望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我内心里其实是想真正收两个徒弟，把我的这些东西留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