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慧良先生和张世麟先生这两位名武生同在津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剧作家吴祖光在题词中称厉慧良为“东方舞蹈皇帝”。厉在文艺界名望之高由此可见。然而张世麟居然就在这位“舞蹈皇帝”的身边像一棵大树那样扎下了根，也赢得了自己的观众，而且一呆就是三十几年。两大武生同在一地，在同一个舞台上献艺，并写下了各自的风风光光的记录，此种情况可谓世所少见。

　　厉与张的艺术风格虽异，但他们对艺术的想法也有相通之点。厉主张“艺不宗一”；张则说过不要只局限于“一师之传”，而应“博采众长”。厉慧良由川入津，致力于京剧之南派与北派的合而为一，并称之为“南功北戏”；张世麟则成长于东北，他把剽悍硬朗的关东风格与大方规范的京派气象结为一体。因而，厉、张二位的艺术都是既扎实而又洒脱的。他们还都具有对艺术现象做有深度的审美思考的能力。

　  记得在1986年我有幸与厉先生谈了一次话，谈到在艺术中怎么表现生活中的丑而刺目的形象的问题，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片，一个人被人杀死了，掉在水里了，只是见到一股红色的水流翻了上来。那个镜头的处理就很美。”看来他是主张用美的形态来表现真和真中的丑的。我与张世麟先生接触得更多一些，更是经常听他谈到对于真与美、动与静、功与法等问题的精辟的见解，我于1995年11月曾经发表过一篇《张世麟先生谈艺》就记下了张先生在这方面的许多原话。

　　厉慧良几乎每出戏里都安排精彩的技巧，如《钟馗嫁妹》的“横叉下桌”，《金钱豹》的“飞脚过人下桌”，《一箭仇》的“厚底旋子”等，给人留下难忘印象。张世麟在《潞安州》、《走麦城》、《战冀州》等戏中所运用的“摔抢背”、“摔僵身儿”、“搓步”、“颠步”等诸多技巧也堪称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其精湛程度人所难及。厉、张二位的争胜心理都很强，可谓各有优势，不过厉有厉的诀窍，张有张的门道。《挑滑车》、《走麦城》、《铁笼山》等戏二位都说“那是我的戏”，演出来则各有风貌。

　　在厉、张的心目中，我感到他们在争胜的同时，还是互相有所佩服的。有一次我亲耳听到厉慧良在提到另一位武生演员时，对人们说：“他比世麟的艺术差远了！”借机赞扬了张。又有一次厉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看了张演的一整出《走麦城》，张世麟听说这一情况后满意地说：“我的戏慧良看。”《长坂坡》、《一箭仇》是厉的拿手戏，张当然也有这两出，但后来就没看他演过了。反之，《恶虎村》、《蜈蚣岭》是张的拿手戏，也没见厉动过。似乎这其中也含有一种默契，间接地折射出这对艺术上的“劲敌”惺惺相惜的心境。

　　不过，艺术的排他性大概也是一条规律。越是在行当相同、水平相当而风格各异的演员之间，这种艺术的排他性就越容易产生。这是不必讳言的。谭鑫培之于汪桂芬，余叔岩之于言菊朋，周信芳之于马连良……大概就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互相道出一些艺术上的微词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家的坦率，不应与有意贬低别人同论。在上世纪80年代，我偶然遇到厉先生，我说：“我有一个建议，想请您和张世麟先生坐在一起探讨探讨你们共同的拿手戏《挑滑车》的演法，您看怎么样？”厉没有明说不同意，而只是冷静地回了我一句话：“那我们该吵架了。”那次使我感到他对张的一些演法显然是不以为然的。同时，张对厉的表演平时也很少加以评论，我记得只有一次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厉在《艳阳楼》的“醉打”有所置疑，他认为高登都醉成那样了，还怎么交锋呢？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展开讨论和争鸣的。其实当时如果真的提供一个机会，请这二位老艺术家痛痛快快地“吵上一架”，那是一定会碰撞出若干闪现艺术真理的火花的。

　　据我的观察，厉、张二位都有着深识对方之优势的真知，但似乎又不宜多说；同时，他们又都以自己的审美观念为准发现对方的某些可议之点，但也似乎不便于直说面告。所以他们的关系多少有点微妙。不过，虽然如此，他们又毕竟共同完成了一个艺坛佳话———让他们的色彩不同的京剧武生艺术的花朵在同一个花圃竞相开放，彼此争奇斗妍，相映成趣。他们的不同也许正是他们的相同，那就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一生致力于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厉，俊美潇洒；张，古雅刚健。相对来说，厉的名气更大些，而张的艺术实力又使厉始终不能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