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说唱艺术，是一种雅俗共赏、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过去与京剧、评剧、歌剧、话剧等戏剧一起，五彩缤纷地呈现在津门舞台上。曲艺和民间戏法、杂技综合演出时，老一辈人称为：“杂耍”。其演出的场所，解放前从高官贵族的“堂会”到老百姓聚居的“三不管”、“鸟市”、“河东地道外”都有。劝业场地区“小梨园”（原泰康商场内）、劝业场六楼“天乐戏院”、南市“红旗戏院”等，长期有曲艺的表演，茶楼、饭庄中也有鼓词说唱的表演。

五十年代，天津戏剧界常由二路角，利用早晨的时间，表演折子戏。一是迎合一些青少年观众的口胃，二是创造实践的机会。曲艺界相声演员，也利用周日早晨的时间，举办“相声大会早场”，两个小时表演五、六段单口、双口及双簧节目，票价仅为一角五分钱，很受群众欢迎。后来天津市曲艺团组成了相声队，和平区曲艺杂技魔术团也有相声队，南开区也有专门的相声队，河东区相声演员实力相对弱一些，成立了包括相声、鼓词和评书演员的书曲队。当时的相声表演，多是传统的相声段子，诸如“扒马褂”、“八扇屏”、“黄鹤楼”、“汾河湾”、“捉放曹”、“哭四出”、“山东斗法”、“三近视”、“训徒”等。现代题材的相声，有“好民警”、“听广播”、“找舅舅”等。在传统的春节期间，市文化部门曾举办过由相声演员和电影演员联袂演出“笑的晚会”。

天津是九河下梢，流派纷呈，是曲艺的故乡。天津市政府曾举办了天津市第一届“津门曲荟”。其中以常连安先生为首的相声世家，办了一场祖孙三代同台演出的相声大会，当时很受观众的欢迎。
天津的相声演员，人才济济。象张寿臣、常连安、马三立、郭荣起、朱相臣、赵佩如、尹寿山、李伯祥、王嘉琪、于祐福、田立禾、闫笑儒、苏文茂、班德贵、刘文真、刘文亨、王凤山、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坤、姜宝林、白全福及魏文亮、魏文华、王鸣禄、高英培、范振钰、杨志刚、杨志新等几十人，加上业余相声演员可达百余人。

“文革”中，曲艺艺术被视为“八旗子弟”的封建糟粕，演出停止，老艺人被批斗、抄家。曲艺艺术受到严重摧残，相声艺术更是首当其冲。在“文革”期间，除了“样板戏”以外，仅有职工文艺会演形式，节目多是对口词、三句半、快板书等形式，相声已消声灭迹了。

当时我在河东区城建管理局工作。著名的相声演员李伯祥同志从安徽合肥市曲艺团回津，生活所迫，由社会招工到河东城建三队当了临时工。由于他人勤快，人缘好，给小组做后勤工作。他的艺术功底深，常参加市、区职工文艺会演，以口上功夫见长，采用快板书形式演出。那时，可以说他是专业曲艺演员中，第一个投入职工文艺队伍的明星。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在抗震救灾中，市政府下决心改造天津危陋平房六大片居民住宅区，其中有河东大直沽后台地区。当时在大直沽后台改建指挥部的部署下，建筑工人日夜兼程，热火朝天，发扬了建筑工人敢打硬仗的精神。指挥部领导决定在国庆期间搞两场文艺节目，慰问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工人同志们。由于当时客观情况，要组织一场文艺节目，就要兴师动众，接待、安排等事情繁琐。我找到李伯祥老师商量，能否搞一个“相声演员专场”。李伯祥老师推荐，说老相声演员都在东门里文庙旁边、煤厂后面、一个纸盒厂里劳动了。当时我和武装部赵凤山科长负责组织这事，我俩就骑车直奔纸盒厂，联系人是范振钰老师。一进门，传达室一女同志大喝一声：“找谁？”，“找范振钰同志”我忙答道。“不行，工作时间一律不得找人，乱找人，不利抓革命，促生产！”，一上来就吃了个“闭门羹”。我灵机一动，以副食店的名义，用公用电话给当炊事员的范振钰老师打电话。这下就找着了范，我在电话中说明原委，请范先生出来面议。在一个狭小胡同里，我俩和穿戴着白色围裙、套袖，推着带大竹筐的自行车，佯装购菜的范先生接头见面了。此情此景，使我一股激情上涌，想当初说《钓鱼》、《山东小伙计》的著名相声演员到此境况，真是令人心酸．我冒昧提出，小时候就很爱听相声，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希望请大家出来说段相声。相声表演程式简单，不用布景道具，不用乐器伴奏，一把扇子，一面丝巾，放一张桌子就能开戏。当时裹演服都是中山服或制服。范振钰老师当时心情很激动，说道：一是感谢河东人还想着这些正在“劳动改造”的老演员；二是河东能提供演出机会，真是象度过漫长的寒冬，迎来了春天；三是不要任何接待和报酬，只给每人几张票，让朋友亲戚看看，知道又有“活”了。当时感情真挚，情深意长，情境甚是感人。

组织一场节目，好象很容易，干起来很困难。首先向现场指挥部领导进行了整个安排的汇报，并且得到了区领导鲁学政同志（现市人大副主任）的支持，演出地点选在十一经路与六纬路交口处河东区人民礼堂（现已改建为“河东文化宫”）。在河东人民礼堂安排相声专场演出，得到文化部门和礼堂负责人的大力支持，电工负责灯光，票务负责打印票券，服务员和保卫人员负责维持剧场秩序。

相声演出节目单，由刘文真和我在一起商定。我对传统节目和现代的节目略知一二，加上“文革”时期的“洗礼”，审定时特别慎重。一一对内容进行核对，并就“一不许带脏字，二不许用扇子打脑袋，三內容上要与当前形势没有抵触”，双方达成共识。

接待演员方式很简单，演员自己拿着一个小包（里面是演出服和丝巾），直接到剧场后台，给每人备了一盒“恒大烟”。另外在后台沏一桶茶水，自斟自饮。演员们陆续来到后台，亲热地互相打个招呼，彼此之间就没有多少语言，各自化妆，默默地熟悉台词。当时引我注目的是高英培老师，他头戴一个小毛线扣帽，双手背后，来回遛达踱步，强捺着激情，进入角色。

演出开场前，剧场内人满为患，剧场外，要票的、等富余票的人，非常多。特别是我成了当晚的“明星”，这个找，那个寻，都是熟人要票。多亏留了100多张“补丁票”，才应付了局面。有一对老夫妇年近七十了，求着我办点好事，给他们两张票看一看相声演出。为了疏导群众，我果断决定，马上把手中票全部分发了，无票一身轻。

演出开始，大幕拉开。有一女士报幕，后来才知道，她是王鸣禄老师的爱人。第一个节目是群口相声《贺喜》，每人一句，以“抗震救灾”为题，做打油诗。最后那个演员的一句话，是个“包袱”，演得火爆，又突出主题。其后是对口相声和快板。参加演出的有刘文亨、刘文真、班德贵、高英培、范振钰、魏文亮、王鸣禄等老师。演出的內容多是批判“四人帮”，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段子，传统的相声仅有《汾河湾》，一段薛平贵夫妻悲欢离合的戏剧段子。

全场演出气氛热烈，观众在演出结束时，迟迟不肯离去。有的走上台口，和这些演员握手道辛苦。后面的观众大喊“钓鱼、钓鱼”。因为天津出名的是“双钓鱼”：一是和平区曲艺魔术杂技团孙琪的魔术《钓鱼》；二是高英培、范振钰二位老师的双口相声《钓鱼》（也是和平区团），是脍灸人口，家喻户晓的，演员们当时十分激动，感到相声艺术是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相声艺术虽经“文革”的摧残，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演员们在告别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河东”，真是礼从外来，此举令人回味。

以上就是“文革”后，第一次相声大会的实况。后来，我和这几位演员交了朋友，经常联系，并且又在河东人民礼堂办了三场“相声大会”，演员胆子大了，手脚也放开了，象高英培老师演了吃功夫的节目“八扇屏”，魏文亮老师演的学唱“评剧”。我从中知道了：刘文真和刘文亨二位老师不是亲兄弟，而是师兄弟；魏文华同志告别了相声艺术，唱起了“北京琴书”（魏是刘文亨的爱人）。

回忆起来，这次相声大会之后，恰逢大直沽街礼堂落成、庆贺开放之时，街主任马文武同志找我，执意要办“相声大会”。我通过与刘文真老师商量，演出了两场，日场和晚场。值得一提的是，街里特意安排了摄影师，给演员们合影留念，还给我和刘文真商谈节目单时留下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

当时，大直沽后台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和区领导鲁学政等同志，每场节目必到，支持恢复各种艺术的演出。后来我经手的还有：“评剧演出专场”，由红桥区文化馆演现代评剧《三月三》，河北大街评剧团演《茶瓶计》，保定市评剧团演《秦香莲》；还办了“京剧演出专场”，由天津戏校的老师陈云祥、周铁章等同志主演《艳阳楼》、《挑滑车》、《宇宙锋》等。地点均在棉纺一厂大礼堂。这些剧目的演出，看起来简单，组织起来是繁杂的，特别是在1977年到1978年来说，能演古装戏，那是很不简单的。总之，在我区党政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大直沽后台改建指挥部不仅在地震后为河东老百姓建了个完整的规划住宅小区，而且在“文革”后百业待兴之际，举办了相声大会，恢复和弘扬了中华民族艺术，可以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