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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漂萍录(4)         ★★★
艺海漂萍录(4)
作者:马三立 文章来源:佚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5-24 21:26:04
(5)曲艺的畸形发展——反串戏

  “人往高处走,水住低处流.”撂地的总想登舞台,经一位曲艺界朋友介绍,要我到旧城厢北门外的宝和轩茶社去演“倒二”。“攒底”的是林红玉的京韵大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曲艺班社,艺员有包银(工资),茶社赔赚,我们不管,一搭一挡每月共九十元,还允许出去赶场,条件满可以了。从济南回来以后,我的搭伴高少亭感到跑码头吃“开口饭”比开汽车更苦,更担风险,于是又重操旧业,开汽车去了。我改与耿宝林搭伴。一九四零年农历正月初一我和耿宝林上演于宝和轩。

  我到宝和轩正式登场演出,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五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非常热烈。

  在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天津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听“玩艺儿”的自然也少。过了春节,宝和轩的生意就淡下来了。这时,宝和轩经理桑振奎提出演反串戏。

  曲艺搞反串戏,倒不是什么破天荒的新鲜事。但是,始于何年何月,何人首创,我没有考证过。有人说,曲艺反串戏始于天律,是否如此,我也说不清楚。在我来说,桑振奎提出要求之前,我没有演过反串戏,我的父亲和外祖父,他们也没有搞过这门“艺术”。我这个人有点保守,所以我总认为曲艺搞反串戏是一种畸形产物,从心里不大赞成。可是生意不好,为了招徕观众,老板非让我们排反串戏不可,我能说不参加吗?没有办法,只好跟女艺人一起,反串《打面缸》、《一匹布》、《兄妹顶嘴》等闹剧。我扮的总是丑婆子、傻楞子一类的脚色,这与我说相声的长短无关,只不过是我天生的相貌不那么俊,所以适宜扮那类丑角。这种逗乐儿的戏,有些观众爱看,愿意花上一两角钱,买个捧腹大笑。宝和轩的生意又回升了。

  我和耿宝林在宝和轩也说相声,也演反串戏,一切服从票房价值。我们的包银一直是九十元,两人平分,但是老板还要提成,每月得交八块钱作为后台工友的“辛苦钱”。挣的包银实在难以维持生活,好在桑振奎有言在先,允许我们赶场。那时候,唱戏已经有了“梆子二黄两下锅”的做法,一晚上的戏,可以前面演京戏,后面演梆子;甚至也可以在一出戏里,前半出唱京戏,后半出唱梆子。这杆作法无非是图新鲜,找噱头,招徕观众。除此而外,也多有在大轴前面加段相声的。经人介绍,我到东北角大观楼戏院和南市口中华戏院赶场。在中华戏院演出的是评戏班,挑大轴的是新凤霞,每天我在她的大轴前面加上一段相声。按当时的规矩,我的钱不由戏院负担,而由挑大轴的演员发付。新凤霞母女很讲义气,她们瞧着我的儿女多,家累重,日子过得苦,所以总多给我一点钱,江湖义气,讲究“穷帮穷”。我每天总格外卖力气,拿自己认为最好的段子,压住场,让新凤霞好上大轴。有一天,我说完相声,坐在后台歇气,大轴《孔雀东南飞》就要上了,新凤霞的刘兰芝已经扮好了装,刘兰芝的丈夫焦仲卿也上场了,可是演刘兰芝妈焦氏的演员误场,没有来,前台、后台管事的都急了,打帘子的已经喊过“码后”了,怎么办呢?新凤霞一看我愣在一旁,登时有了主意,她招呼我说:“三立过来,扮个彩旦吧!”我说:“什么彩旦?”“恶婆婆焦氏呗!”“我可是‘棒槌’呀”新凤霞说:“没关系,我给你‘攒锅’。现说现教,救场如救火!”我一边听新凤霞给我说戏,一边开脸儿,擦粉、画眉,丑扮起来,箱官给我穿上彩旦的袄裤,恶婆娘焦氏就登场了。有的观众一眼就看出这个丑婆子是马三立,我还没张口,台下观众就哈哈地笑开了。虽然,我台词还没有记准,可也不紧张,反串戏呗,就是撇汤露馅,大家也能原谅。这一场戏我总算给应付下来了。

  曲艺搞反串戏的这种畸形发展,在兄弟曲艺团成立前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曲艺剧团从一九四零年开张,到天津解放时结束,十几年的光阴,在天津留下了许多辛酸的回忆。我在这个班社里,进进出出,混了很多年,进也无奈,出也无奈。

  兄弟曲艺剧团,名义上负责人是相声演员常宝堃、赵佩茹和魔术演员陈亚南,后台则是大恶霸袁文会。

  袁文会为什么插手曲艺班社?简单扼要的可以用“捞钱取乐”四个字加以概括,细说起来还有一段光棍汉*格斗的过程:一九三八年,天津为日寇占领,青帮、汉*、特务、流氓、戏霸、窑主等等魑魅魍魉都纷纷活动。青帮张景山的门徒裴毓松和戏班主王洪宾等人合开了燕乐升平茶园,后来由于生意不佳,窑主刘宝珍想把燕乐升平盘去开枪场(大赌博场)。正在集资筹办的时候,小汉*特务陈炎和恶棍于嘉麟倚仗日寇宪兵队的势力,组织班社,占据了燕乐升平。狗咬狗地咬了一阵,窑主刘宝珍败下阵去。于嘉麟当了班社经理,收容裴毓松等重新在燕乐升平演曲艺,并从北京约来了白云鹏、戴少甫等一些当时比较有名气的演员。

  戴少甫在北京与于俊波搭档,一逗一捧,可谓珠联璧合。他们一到燕乐升平,马上就红得发紫,每场都能上个满座。袁文会每天占一个包厢。“兴之所至”时还要点个曲目。一次,袁文会点了戴少甫的拿手段子《打白狼》,偏巧前后台管事的马虎了,戴少甫应了别人的烦请,无意中刮了袁文会的面子。这一来可惹祸了,袁文会甩袖离座,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说相声的现打不赊!”在燕乐升平后门“插上旗”(安置打手),就等戴少甫回园子。戴少甫听说后吓得不敢露面,经过陈炎、于嘉麟等人出面向袁文会说合,事情才算没闹大。

  袁文会对这件“不痛快”的事情,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燕乐升平打对台。当即有那个开窑子的刘宝珍,干“白面”(毒品)生意的杜金铭等人趋奉起来,各掏五百元作股金,一共凑了三千多元,把南市慎益大街庆云戏院前后台的经理人找来,决定用庆云戏院作场地。开张的角儿都约的是一、二流的曲艺名角,如小彩舞的京韵大鼓,陈士和的评书,赵小福的时调,金万昌的梅花大鼓,郭荣山、韩永先的拆唱八角鼓,于德海、冯书田的中国戏法,佫树旺的坛子,谭俊川的翔翎技艺(踢毽),吉评三、荷花女父女俩的太平歌词,常树田的单弦,张寿臣、侯一尘的相声,另外又找来几个漂亮的女演员清唱二黄。阵容强大,一时无两。大轴主角小彩舞原己在小梨园挑大轴,凭着袁文会的势力,小梨园允借两个月。

  庆云开张,班社定名“联义社”。在袁文会的淫威之下,全台艺员,唱的也好,说的也好,耍的也好,谁敢不卖力气?但是几个曲艺艺人再卖力气也改变不了上座的不景气,袁文会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大家敢怒不敢言,演单弦的王剑云壮着胆子挺身出来问了一句“什么日子能关钱?”就遭到一顿毒打。王剑云忍气吞声,日子不多,含屈病死。

  班社为了赚钱,决定搞反串戏以招徕观众。袁文会找来曲霸王新槐混名“王十二”的到庆云管事。王十二是手眼通天、没有人敢惹的混混儿。他从小梨园把常宝堃、赵佩茹的相声,陈亚南,陈亚华的魔术拿了过来,曲艺与反串戏同场演出。他们反串的戏是《挑帘裁衣》,连上三天六场,场场客满。这样一来,袁文会当然不肯放走常宝堃、赵佩茹和陈亚南昆仲,于是他们也就成为联义社的成员,但当时还没有打出兄弟曲艺剧团的旗号。

  一九四零年过新年的时候,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我,“约”我到庆云参加反串戏,常宝堃的父亲常连安也劝我去,情不可却,我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义让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

  曲艺演员反串京戏,等于变相的改行。拿说相声的来说,说、学、逗、唱,对京戏、梆子、评戏,一般的能唱几句,甚至学名角儿,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但是要成本大套地唱,可不行。班社下本钱,请来几位京戏教师教戏。日子不多就排演了大小几十出戏。不过都是些闹戏、粉戏,象《双摇会》、《双怕婆》、《打杠子》、《打钢刀》、《打樱桃》、《探亲家》、《顶花砖》、《花田错》、《胭脂虎》、《紫荆树》、《定计化缘》,等等。这样一些剧目,轮流上演,有些原京剧中没有的笑料,相声演员演来,现场抓彩,插科打诨,观众捧腹。当时,京戏舞台上流行《大劈棺》、《纺棉花》,联义社不仅依样搬演,而且运用魔术的手法,变本加厉地找噱头,因而场场满座。

  我的第一个反串戏是《莲英被害记》,就是曾经流行一时的时事京剧《枪毙阎瑞生》。这原来是二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谋财害命的实事,编成一出京剧便装戏,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轰动一时。从上海滩传到天津,由著名京戏女角碧云霞主演,在张园游艺场很红了一阵,后来,天津的赵美英、孟小冬、小爱茹、刘汉臣都排演过这个戏。时过二十年,这个戏早已失去了号召力,现在联义社又重新设计一番,增加一些魔术套子,渲染闹鬼的恐怖场面。我在剧中扮演大烟鬼王长发。这场迎合低级趣味的戏,竟连续演四十多天、八十多场而不衰。内外行人都认为这实在是怪现象!

  《莲英被害记》是出便装戏,比反串京剧的挑费要小得多。庆云前后台老板受到了启发,让我们反串话剧,一来可以省去租戏箱子,二来可以不用文武场。这时候,上海滩有个张治儿滑稽剧团来津演出,他们的《一碗饭》、《活僵尸》演得很象相声格调,受到观众的欢迎。常宝堃与张治儿交上了朋友,在张治儿临走时把《一碗饭》剧本留赠给他。常宝堃请忆云馆主(张鹤琴)担任剧本改编和导演,将《一碗饭》改为彩扮相声剧。剧中对白采取相声“群活”的套子,在对白中增加笑料,人物相互捧逗,取得喜剧效果。头场演出,戏票被抢购一空。接着又把军阀褚玉璞杀害京剧艺人刘汉臣的冤情公案编成剧本,定名《前台与后台》,以情节、人物与天津有关,更受到天津观众的欢迎,连演一百场。为迎合观众心理,又杜撰刘汉臣妻子为夫报仇的情节,作为《前台与后台》的续集,定名《前因后果》,又连续演七、八十场。此后,编导及演员们又将一些话剧流行剧目,改头换面,如把唐若青主演的《金丝雀》改为《如此歌娘》,顾兰君主演的《爱与罚》改为《爱情与薄情》,上海绿宝话剧团的《啼笑皆非》改为《八点半》,《古塔奇案》改为《笨侦探》,傅威廉主演的《梁上君子》改为《偷》,周曼华主演的电影《桃花潭水》改为《法律与人情》,《秋海棠》改为《断肠歌声》,徐莘园的陈查礼侦探戏改为《谋产奇案》、《黑衣盗》;还有根据北平发生的郭华氏刀杀二子事件编改的《狠》;俄国古典名剧《钦差大臣》也改为中国式的闹剧《按巡大员》。共得四、五十个本子,差不多都具有笑剧或闹剧的格调。这是不是化装相声的起始?我没有考证,只能提供这一点历史情况。

(6)曲艺剧团唐山、北京之行

  我们这个班社曾经到北京、济南、唐山等地作过旅行演出。到外地去演出,动机还是为了挣钱。我们来到唐山,在天盛舞台公演,唐山观众很踊跃,剧场座无虚席。没有想到戏演到正热闹的时候,全场电灯骤然熄灭,观众哗然。究其原因,原来是剧场与剧团对唐山电灯房的招待票送得太少。由于“招待不周”,不仅惹恼了电灯房,就连军警宪特机关及车站警务段,也都得罪了。这样一来,剧团不敢继续停留,只得“走为上计”。听说车站警务段还正等候着我们,白天恐怕上不了火车,走不脱,只好化整为零,将服袋道具分给大家装成行李,男女艺人都化装旅客的样子,在凌晨三点多钟到了火车站。虽然大家都穿的便服,尽量装得象普通百姓,可是,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都象脑门上刻了字一样,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认出来;尤其是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更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我们进站,就如同鱼儿落网。警特们挥拳踢脚,从常宝堃到杂务,人人挨了一顿打。经过再三央求,许以下次到唐山专门作招待演出,这才被推推搡搡地放行,上了火车。一路上,大家有苦无处诉,只有掩面饮泣。

  虽然“夜走唐山”吃了一堑,但找“外穴”(即到外地演出),跑码头,打开财源的念头并没有打消,尤其是想到北京去试一试。事有巧合,北京京剧界有名的经励科万子和来天津,看了常宝堃和我们的演出,认为反串戏、彩扮相声剧很新鲜,能抓住一部分观众,他和常连安又是旧交,于是就有意约到北京去演出。前门外的几家影剧场都由万子和派班社、派演员,所从很顺利地就定妥了去北京演出。

  赴北京的前夕,把提了多年而没有“正名”的“天津兄弟曲艺剧园”的牌子正式亮了出来,以常宝堃为这个曲艺剧团的正团长,陈亚南为副团长。恶霸袁文会以及曲霸王十二等人,为什么在这时候推出常宝堃、陈亚南来担任正、副团长呢?估计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便于驾驭常宝堃,陈亚南等人,促使他们更加卖力气;第二,表示对赴京演出的郑重,使剧团带有共和班的性质;第三,时至一九四五年春,侵华日军已临绝境,袁文会等已经感到他们依附的“冰山”行将崩溃,想收敛一下手脚。这就是天津兄弟曲艺剧因成立于一九四零年,而“正名”于五年后的一九四五年的内幕。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天津兄弟曲艺剧团”的牌子挂在北京大栅栏大观搂戏院门口,第一场打炮戏的是反串时装戏《前台与后台》。这出戏以艺人受官势欺压、毙死冤狱为主要情节,比一般玩笑戏格调高一些,而在戏中串戏《萧何月下追韩信》,陈亚南的萧何,学“南麒”(麒麟童周信芳)堪称维妙维肖;常宝堃的韩信,武生扮相,英俊潇洒,唱做念白都很认真。演出后果然收到“名满九城”的效果。连演二十多场,场场客满。

  梨园界的朋友、京戏界大名鼎鼎的老板们,如:李万春、李少春、侯喜瑞、袁世海、裘盛戎、马富禄、张君秋、艾世菊等,都对我们这种曲艺剧感兴趣。他们每次来看戏,准要我在剧前上一段相声。侯喜瑞先生带头到后台,向大家道辛苦,跟大家一一握手。大京班的大老板们很和气,并不对我们拿架子,他们多次把我约到前门外一位老板家里吃夜宵,自家厨师精制的面点,热情的款待,使我很感动。我请不起他们,只能说段笑话助兴。他们对曲艺反串戏不轻易予以评价,但很关心曲艺,嘱咐我们不要丢了本工的节目。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伴投降,古城北京沸腾了。我们这个受汉*、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地欢腾起来。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说:“经励科!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山的王十二毫无办法,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因为,自入了这个曲艺剧团,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跟立了卖身契差不多,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我,不许我不干。如一九四二年林红玉组班到济南演出,把我“借出”三个月,“使用”完了,送回剧团;又如一九四三年白云鹏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会“借”我,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期满我又被送回天津。我就象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听凭他们随意借来借去。这时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退出汉*恶霸把持的剧团了。当时我满以为打败了日寇,打掉了袁文会一伙坏蛋的威风,我们艺人该直直腰、舒舒心了吧!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处境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兄弟曲艺剧团的反串戏及彩扮相声剧,一直演到解放后的一九五零年,最后的一出戏是《枪毙袁文会》。这出戏是对压迫艺人的恶魔的控诉,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对袁文会其人其事,其罪孽,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又都身受其害,所以演得很成功。赵佩茹的袁文会,如实塑造了一个万人唾弃的恶霸形象。演完《枪毙袁文会》,全团演职员工告别了旧的舞台生活,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组成新的文艺团体——天津红风曲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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