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漂萍录(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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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三立 文章来源:佚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5-24 21:2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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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鸡报晓,大地回春
我离开兄弟曲艺剧因,回到我最熟悉的南市、鸟市这些贫苦同行撂地卖艺的场地上重操旧业,撂地说相声。我虽然从台上又落到了地下,可是我高兴,我爱自己的本工行当,我还是要一心一意说我的相声。同行撂地的弟兄们也很欢迎我,我参加了刘奎珍、杨少奎一伙,首先在鸟市演出,生意很好,收入比在剧团的包银还多。抗战胜利了,光复之初的天津市,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人心畅快,游乐事业得到发展,对于我们艺人,提供了鬻艺的好机会。我在技艺上也相应地有了一点提高。这时,戏园、剧场来邀请,广播电台也来约我。可是,我撂地的搭伴刘奎珍不肯离开鸟市,不得已只好从北京(当时称北平)约来侯一尘搭伴,演出于南市燕乐、劝业场、小梨园,同时又接受一家商业电台的约请,说相声兼播广告,每天赶场,忙个不停。天津的听众对我更熟悉了,眼看着马三立的名字越说越大,入了“流”。“成名”对于艺人来说是一个考验,我自己随时唤醒自己,千万不可头脑发昏,不要躺倒在“名角儿”三个字上不求上进。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说相声是我鬻艺谋生的手段,我一定要兢兢业业,把相声说好,上园子也好,撂地也好,都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要使听众觉得有“特殊风味”。
现在回想当年,可能是对于自己的作艺生涯,产生了一点新的抱负。但是,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引路人,社会生活对于我这样的艺人来说,更是茫茫歧路,不知如何迈步才好。更何况,随着光复而来的仍然是物价飞涨,恶棍槽行,百姓们叫苦连天,我们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艺人,苦楚就更多了。说相声的同行,改行的,搞投机倒把的都有,因为弄几块现大洋到市上去卖,比说相声出息得多。我的搭伴侯一尘想回北京,他的家小都在北京,在天津挣不了多少钱,何不回乡呢?正巧,北京的凤凰厅茶社和华声电台约我去演出,我便和侯一尘一道去到北京。
凤凰厅茶社不是什么大茶社,华声电台也只不过是一般的商业电台,给我的钱很少。不过,“树不大,少招风”,地方上的军警宪特不大把我们放在眼里,可以少找些麻烦。
我是一九四八年到北京的,不久解放军围城,日落以后全城戒严,凤凰厅茶社停业,商业电台也停止广播了。我在北京没有家,可是戏曲界的朋友都照顾我,一点没有让我为难,赵燕侠同志的爱人张钊非常热情恳切地让我到他们家里去,管我住,供我吃,给我很好的待承。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这天,北平解放了,古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被空前的喜悦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大街,走进了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之中,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扭了秧歌。解放军入城的当晚就取消了宵禁,平津铁路正常通车了,朋友们从天津来到北京,带来了妻儿的口信,他们平安无恙。我没有急于返回天津。虽然戏院剧场还没有开锣,而电台广播恢复了,我仍到东城华声电台,广播单口、笑话。上场前后听安民告示和有关共产党政策的讲活,我听得很仔细,这是我最初的政治学习。
我的搭伴侯一尘到启明茶社加入常连安他们一伙演出去了,正好东北的相声演员张庆森来到北京,他是相声界经验很丰富的老艺人,便由他给我“捧活”。我们拿出来一些老段子,因为新鲜,听众反映不错。我们情绪也格外饱满,解放了嘛,有多大力气,就得使多大力气。这一时期,我们的演出效果很好,听众给电台写信,点我们的节目。京戏界的名演员谭富英和他的父亲谭小培很欣赏我的相声,马连良、张君秋、叶盛章、周和桐等人也成了我的知音。他谈京戏的表演、表现手法,谈京戏的流派,对我启发很大。心情舒畅,相声也说得顺当,良师益友也增多。日子也过得特别快,冬去春来,夏天又来临了,东单游艺社开幕,我和张庆森应邀参加演出,孙书筠的京韵大鼓大轴,我和张庆森的相声“倒二”。许多听众长时间收听我广播相声,没有看过我的明场演出,传说我的相貌比我说的笑话更可乐,因此离东单很远的西城、北城、天桥、鼓楼一带的相声爱好者,也赶到东单游艺社看我的演出。观众和我交朋友,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我以自己是回民为由,谢绝了这些邀情。有一位朋友,为此购置了一套崭新的锅碗瓢勺,连菜板、菜刀都是新的,让我非去不可,弄得我不能不感到盛情难却。还有的观众听说我住在游艺社的后台,以为我还没有成家,要想为我介绍对象,我诚实地向他们说明我的家庭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盛情难却”的。为什么我要说这些事情呢?是想自我宣扬么?是我中年交了好运么?都不是。这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我这个说相声的再不受轻*了,我不再是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是翻灭覆地的变化!
一九五零年春节,我回天津过年,家里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饭、年菜准备得很丰富。这且不说,我的妻子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蹬咯蹬又添了一份热闹。我家从来不贴春联,我自父亲死后,差不多每年都是。“无柴无米过新年,何有兴味贴春联?”而这一年可大不一样了,我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屋里。我说不清心头的激动,半辈子的穷愁困苦、艰难、屈辱,真是不堪回首!别的且不说,单说加入兄弟曲艺剧团以后在庆云戏院过的那一个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吧!我们说相声、唱鼓词的撂地起家,本来没有什么腊月三十“大破台”之类的规矩,可是,我们用了庆云的园子,搞的又是反串戏,不“破台”,不“祭台”,那可了不得,凡是在这个台子上出现过的妖魔鬼怪,凶神恶煞,会一年到头“缠”着我们,什么倒霉的、败兴的事都会“撞”着,所以非得“大破台”不可。不然,戏园子老板也决不答应。我们这些艺人只好不回家,把园子里该收的收好,该封的贴上封条,园子前后门都锁上。到了夜深,灯火熄灭,我们把堂鼓咚、咚、咚地击得山响,接着锣鼓齐鸣,张鹤琴、卞励吾等人扮的四个灵官,右手执钢鞭,左手举香火,打出台来。我天生的长相,决定不能充扮别的什么角色,所以派定我扮“吊吊”(吊死鬼,一切冤死屈死鬼的总代表),脸上抹上灰白粉,眼角嘴角血红,头戴白帽,身穿白箭衣,腰扎黑绦子,四个灵官赶着我这“吊吊”楼上楼下、前台后台奔跑窜跳。跑够了,跳够了,“吊吊”被赶出园子,我就从后台一个小门窜出去,落到小胡同里,这才能脱去白衣白帽,还要烧几张纸黄钱,才能回后台。这时,灵官的“任务”也快完成了,张鹤琴、卞励吾抓一只活公鸡,砍了头,鲜血洒满了簿台。陈亚南扮的加官,戴着加官脸子,手拿“天官赐福”的折叠布,向四面八方照过,迈着方步下场。最后登场的是常宝堃扮的金面武财神,手托道具大元宝,在台上东张西望,寻找那有“福”之人,剧场经理在台下伸开双臂正等着。武财神将大元宝朝他一扔,他便连忙抱住,跑入柜房,将这大元宝供在祖师爷神桌上,兴高采烈去做他的“黄金梦”。我们折腾一夜,又冷又累,又困又饿,回到家里,菜凉饭冷,哪有一点过年的意味。第二天,大年初一,“开张宏发”的戏还在等着我,可是我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园子老板还一个劲儿打听;“大破台”的时候,马三立到底见着嘛啦?我见着嘛呢?嘛也没见着。我是被灵官追得遍身热汗淋漓,在小胡同里脱衣摘帽感冒了。后来,戏剧界的朋友告诉我说;“大破台”里的“吊吊”可千万不能干,压运!其实,旧社会,我哪年走过什么好运?年年过的都是丧气年!
一九五零年,红风曲艺社成立,我参加了。在天津曲艺界有一定名声的演员骆玉笙、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陈亚华、石慧儒、史文秀等都参加了这个曲艺社,我们是这个曲艺社的主要演员,也是主人,我们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翻身的喜悦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我把老相声段子《百家姓》改为《新百家姓》,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相声从来都是以讽刺为主题,嘻笑怒骂,插科打浑,而现实生活却为我提供了进行歌颂的主题,促使我不能不创新。《新百家姓》受到听众的欢迎与赞扬。
我是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为新社会演出,为新社会创作。在戏曲电影界里,我有一些朋友,富有喜剧表演、导演才华的谢添同志就是我的老朋友之一,他又是相声的内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谢添。谢添同志很以为然,他给我许多素材,都是具有笑料的,我把它加工,写成相声小段,如《送人上火车》、《所问非所答》、《请客得罪人》等等。演出以后,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九五三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继常宝堃烈士之后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这是解放初期我的最难忘而又最可纪念的一段经历。
常宝堃和琴师程树棠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卫国保家,死得光荣。我抹干了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继宝堃之后到朝鲜前线作慰问演出的请求。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我纳人慰问团第六分团演出队,队长是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刘鹏,我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三十二人。渡过鸭绿江之后,我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感到很荣耀。经龟城,过球厂到平壤,内心不由得非常紧张,因为自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炮火连天的场面,炮声隆隆真比年三十晚上还热闹,我有些点怕了。可是部队首长、战士们却泰然自若,热情欢快地接待我们,为我们安排活动,为我们的安全作周密、细致的布置。志愿军的炊事员,做出美味细点招待我们。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我为最可爱的人演出了一百五十多场。
从朝鲜前线演出归来,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曲艺团演出。不久这个广播曲艺团改组为天津市曲艺团,我荣任副团长。
五十年代值得回忆的往事非常多,而且许多事回忆起来令人神往!一九五五年,我应邀进北京,在政协礼堂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演出。周恩来总理听了我说的相声《买猴儿》、《扒马褂》,周总理盛赞古老的笑之艺术,给予我很多鼓励。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我为毛主席演出,并且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二楼与天津戏曲界著名的演员鲜灵霞、韩俊卿等一起拜见毛主席。毛主席那么平易近人地说,“在广播中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猴》,可是没有见过面。”毛主席问我说了多少年相声?什么文化程度?经常爱看什么书?我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当场为毛主席说了一个小段,毛主席笑了又笑。时光流逝,二十多年风雨消磨,自己没有能够从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取得应有的进步与成就,诚属憾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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