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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漂萍录(6)         ★★★
艺海漂萍录(6)
作者:马三立 文章来源:佚名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5-24 21:29:59
三、关于相声表演艺术的一些浅见

  相声爱好者、曲艺行家以及我的同行们,对于我的父亲马德禄、哥哥马桂元和我马三立的相声,有过许多评价,如有人说;马家相声磁实;也有人说:马家相声别具一格。我理解:“磁实”二字,主要是指说、学、逗、唱的基本功,而所谓“别具一格”则多半是指表演的手法。如何对待基本功?采用什么手法表演?我对父兄的情况知道得不多,自己也没有很好的总结过,只能谈点肤浅的体会。

  相声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也是渊源有自的。俗话说:“一位师父一道将”,不同的师承,自然有不同的表演手法和风格,加之演员自身不同的条件、素养和不同的作艺经历,都会影响到表演中去,形成各种下同的传统和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声倒也确有不同流派。比如说,解放前在天津说相声的,有一些名气的有几对搭档,用相声界的行话说,叫做几“档”,如张寿臣一档,常宝堃一档,戴少甫就一档,侯宝林一档,马三立也算是一档。是不是只此五档,我也没有考证过。仅以这五档为例,就可说明各有师承,各有一套。简单地说吧,张寿臣是焦德海的徒弟,焦德海是前清京津“相声八德”之一,师承我的外祖父恩绪,所以张寿臣的相声和我们马家相声可以说是一个路子。侯宝林自幼家境贫苦,自己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闯江湖,会唱戏,有天赋的嗓音,口齿条件又很好,学什么象什么,唱什么是什么味儿,后来正式拜我的师兄朱阔泉(绰号“大面包”)为师。他以说、唱见长,自成一路。戴少甫文人下海说相声,因为有文化,说相声不仅活路宽广,而且比较温文尔雅,又自成一派,且多有创新。小蘑菇常宝堃自幼跟随他的父亲常连安闯江湖,以“父子哏”的段子“火”起来的,他上场就能逗,特点是火爆,说话速度也快,具有演闹剧的风格。

  相声界的门户观念及师承规矩都比较严格,艺人必须拜师有师传,才能正式撂地上场演出。京津地区的相声演员从辈份来说,从恩绪传到德字辈的玉德隆,这是最早的一辈,按相声界的规矩,每一辈的大师兄叫“门长”。玉德隆是我上一辈的门长,属于这一辈的有我的父亲马德禄、李德钖、我的师父周德山和张德全、李德祥、焦德海、刘德治等。下一辈门长是张寿臣,我也属于这一辈。与我同辈的还有郭启儒、朱阔泉、李寿增、陶湘如等,常连安也属于这一辈。再住下数的一辈门长是赵佩茹,同辈的有常宝堃(宝堃虽然自幼随父作艺,但按相声的规矩,父子不能认师徒,所以他拜师张寿臣),还有白全福、刘奎珍、刘宝瑞、罗荣寿、武奎海,于世德、班德贵、王长有、赵世忠、阎笑儒,以及常氏弟兄宝华、宝霆等。从人数上说来这一辈的艺人最多。从这一辈再往下就是目前正活跃于相声舞台的刘文亨、苏文茂、魏文亮等。这一辈的门长是赵心敏。苏文茂是常宝堃的高足,魏文亮的师父是武奎海。这些不同的辈份、门户与师承,对于相声流派的形成、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条件,艺路上的变化也很大。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相声界必然会涌现许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一代,形成新的流派。如当前蜚声子相声舞台的马季、唐杰忠、姜昆,似及侯氏相声的传人侯跃文、石富宽等,都大有希望。天津市曲艺界也有不少相声新秀。

  从我自己来说,作艺近六十年,非常惭愧,对于相声这门民间艺术,既没有真正的继承,也没有可喜的发展,自己也没有认真地总结过作艺的实践,更谈不到给后辈留下点“道行”。党非常重视我,同行与广大观众也十分抬爱我,把我划入名演员的行列,尊我为“相声家”、“艺术家”,我实在是惭不敢当。今年,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同会让我写点作艺生活的回忆录,促使我回忆了我说相声的经历,并就个人在艺术实践中的一些体会叙述出来,请行家指正。

  有人认为说相声就是“耍贫嘴”,这当然不对。不过说相声,插科打浑,耍贫嘴的成份有之,而且也有的演员,喜欢耍贫嘴,降低了相声的格调。相声是幽默的语言,形态、文字、杂学综合在一起的一种以“笑”为核心的民间艺术。相声演员不是语言学家,但要掌握使用语言的艺术,不是表演家,但形体动作很重要,过火则俗,则“贫气”,乃至下流。相声演员对于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得有一点知识,有一点修养。我们马氏父兄都长于说《夸住宅》这个段子,这是个颇有点文学色彩的相声节目。这段相声先后引用了《醉翁亭记》、《滕王阁序》、《铜雀台赋》等八篇有景物描写的古典文,形成文雅诙谐的捧逗。表演这样一段相声,演员不仅要熟读这些文章,大致领会其内容,而且要使用相声的“贯口”,把文句的内容表达出来。要说好这样一段相声,非得下多方面的功夫不可。如果说好了,既可使听众从讽刺中获得“笑”的享受,又可以使听众欣赏不同风格的几段古典文学名著,增加对古典文学的兴趣。

  说相声,一上场,开口就点题,我们称之为“硬入活”。我的父兄师辈一般不采用这种手法,讲究上场之后,先说或长或短的几句活,为正题“搭桥”,铺平垫稳,而后才引入正题。我觉得这样处理效果比较好。首先,有了“垫话”,你要说的主题就不是突如其来的;其次,有了“垫话”,可以先把听众吸引到演员身边,使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相声境界之中。在宋元话本中有很多“入活”的形式,象收入《京本通俗小说》的《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开头都是先讲一段有类似之处的爱情故事、公案故事,作为“入话”,再引入主要故事情节。我们马家说相声很讲求“入活”的部分,重视民间说唱艺术中的这个传统。

  相声从内容来说,多讽刺性,讽刺什么?也是有倾向性的。吹牛皮、说大活的人,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的人,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的人,都是相声幽默讽刺的对象。这类人在旧社会里多得很,今天也好象还没有绝迹,幽默一下,讽刺一下,还是有意义的。我是比较喜欢表演这类具有讽刺性的段子的。传统相声《开粥厂》就是这类题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段子。我的父兄和我个人在这段相声上下过许多功夫,经过不断的加工整理,才形成后来的样子的。被讽刺的对象马善人,属于吹牛皮、说大话一类的人。他吹嘘由北京往北,只要瞧见是黄土地,就是他家的,所以多少辈子都叫“黄土马家”;他说自己“心善”,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鱼,不踩蜘蛛,下捻臭虫,身上有虱子都不忍挤死,为了“行善”往别人身上放;他吹嘘自家花园宽敞考究,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六十多个宝塔,一个高于一个,最矮的跟天津百货公司差下多,还有七十多座花亭,月牙河里金鱼、银鱼赛过叫骡儿,蛤蟆秧子都跟骆驼那么大个儿,他胡说到法兰西出洋留学,捎回的玻璃鱼缸,火轮船可以在缸里转游……这种夸张的文字,通过我们的表演,把吹牛者越吹越不着边际,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马善人还要继续吹下去,表现手法就不能“一道汤”,还得有起伏,还要使人相信:马善人虽是胡吹,但是钱多少还有几个,冬天开个粥厂、舍个粥,也许还是可能的。可是,说来说去,最后马善人说了:


  甲:您算算,开开门的挑费二十多亿呀!
  乙:得!
  甲:今儿早晨没有早饭,这不是把棉袄卖了吃的饭吗?
  乙:您不是施含吗?
  甲:是呀!打算这么施舍,还没有发财哪!


  这才说穿,马善人完全是说胡话,吹牛不怕吹破天!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从笔记小说中借来的。《笑林广记》中有一则笑话,说一个自吹超过孟尝君的好客者,他的家里养了五千食客,比孟尝君的三干食客还多两千。当有人到他家里并不见一名食客而发问的时候,这位“超”孟尝君却回客说;“都回家吃饭去了!”每当读到这里,我总不禁失笑,从而产生了马善人有待发财之后开粥厂行善的构思。

我记得我的父兄都是很爱看宋元话本小说,爱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宋元以前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笑林》之类的书。我也有这样的爱好,因为看这些东西,可以学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从中吸取膏养,灌溉相声之花。目前,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差不多都有中等文化水平,比我们老一辈更有条件博览群书,丰富自己。当然,光*看书也是不行的。相声要夸张,要想象,还得注意观察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再拿《开粥厂》的马善人吹牛为例,他说他家端午节舍棕子,每人五十个,每个多重呢?不知道,只知道每个粽子放三十个枣,三十个枣包成的江米棕子,个儿该多大?观众们想去吧!夸张的巧妙在于没有说出具体的重量,比之说成三斤五斤一个,不是更有“嚼头”么?再听他吹八月中秋舍月饼,那月饼是“十变”馅儿:你想吃五仁的,掰开来是五仁的;你想吃枣泥的,掰开来是枣泥的;那怕你想吃海南岛的椰子的,掰开来就是椰子的。你听马善人吹得多玄妙,他家的月饼简直跟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可以如意变化!用以形容物件的量词,一般总是用大、重、长,而在这里有所变化,含蓄、新鲜,耐人寻味。虽是生活里的事物,夸张得超出了生活的现实,说好了,必然收到笑的效果。


  不过在讽刺的问题上,也要讲求一个分寸,不是抓住什么,就讽刺什么。好比,我们的传统段子,有一些说穷人、穷生活、穷日子的题材,可是我认为“穷”并不值得讽刺,也不可笑,旧中国,穷是逼出来的。吕蒙正穷得到和尚庙里去赶斋,吃和尚的施舍,这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他褴衫不足御寒,明明冻得浑身打颤,流清鼻涕,可是他还要酸溜溜地说;“君子虽寒而不栗!”这就可笑了,所以值得讽刺的是这个酸劲。我喜欢《窝头论》这个段子,并且总常拿它压轴。在我们北方,窝窝头是劳动人民大众化的主食,吃窝窝头,没有什么可笑,可笑的是“我”,偏在窝窝头的佳妙上做文章,怕人说自己吃不起精米白面,偏说自己就是“偏爱”这窝窝头,为窝窝头作“论”,这就可笑了,讽刺这种人,才具有一定意义。我说《窝头论》,听众不觉得“瘟”,其原因就是我抓住了“酸”字做文章,可笑的地方就多了。

  说到表演手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不喜欢拿好架势出场,我也不喜欢用大喊大叫,用“超刺激”的怪声、怪气、怪象找噱头。父兄调教我,要我做到出场的时候就是说相声的马三立,用平稳的语气,自自然然的“入活”,把观众、听众的精神集中到我这里,安静下来听我说话。我要用语言和形体动作,把观众听众引入我为观众提供的特定环境,使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在我用“包袱”把观众听众逗乐时,又要使观众在感觉上不以为我是有意识地在逗乐。观众、听众乐了,我还好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大家乐嘛?这样,大家往往就更乐了。我在说《似曾相识的人》这个新段子的时候,结尾时当我吹嘘了自己有知识、有文化、有高水平的艺术之后,作了如下安排:


  甲:我是个艺术家,有人称我是艺术大师。
  乙:对!人类灵魂工程师。
  甲:不!我不只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乙:嗬!真了不起!
  甲:嗯!嗯!(点点头,洋洋得意)


  说到这里,捧哏的把话题一转:

  乙:您的饭量怎么样?
甲:饭量?什么饭量?(很惊异)
  乙:您能吃几碗干饭?
  甲:干饭?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乙:那可不是吗!

  这段双关语,对愚蠢无知胡说大话的人形成了辛辣的自我讽刺,观众大笑,而我却看着台下发笑的观众,愕然不知大家为什么发笑。语言形象的配合,更加深了这个说大话自我吹嘘者的愚蠢。

  记得我在学艺的时候,父兄师父都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别以为说相声,耍嘴皮子,容易;你看说相声的没有化装来帮忙,全*形象、语言,把各种人物说得活灵活现,这就要一套功夫,要注意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什么形象,什么语言,什么动作,不能单纯模仿,不能只求达到“形似”,还得“神似”。

  我说相声,也非常喜欢听别人的相声,同行老、中、青的相声,我都愿听。俗活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恕我不谦,我是看“门道”的,听同行的相声,抓优点、特点,也找缺点、不足。对自己来说,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相声艺术来说,我也希望能以博览各家的技艺,学习各家的经验,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为提高相声这—民间艺术,作点贡献。可是前者比较容易办到,后者困难较多,往住力不从心。

  我认为每个相声演员,都有长处,但也有缺陷和不足。一是个人的条件,二是下功夫的大小。嘴笨尽量别使“贯口”活;嗓音声带条件差,少使“柳活”。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也经常上演《杂学唱》、《闹公堂》、《戏剧杂谈》、《八大改行》等等段子,后来听了侯宝林的这类段子,说唱的嗓子真好,真是唱什么都有味儿,而且学谁象谁。我自愧不如,后来,自己在学唱方面的技艺提高不大,加上年龄关系,干脆,不使“柳活”了。我藏拙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为了不糟蹋“柳活”节目。我从业说相声五十多年,我爱自己的专业,总想保护它,不忍糟踢它。当然,我是就扬长避短来说的,不是主张放弃某一难度大的基本功。回忆到这里,想起万人迷说《柳罐上任》的轶事。柳罐是个人,买了个县官,不会当,在公堂上、县衙内闹了许多笑话,出场人物有柳罐自己,有公差,有打官司的原告被告;当县太爷必有个夫人,柳罐临时借了一位南国烟花女子。众多的人物,各有各的身份、职务、语言、形象,万人迷把各个人物说得活灵活现且不说,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方言,说山西话的、说山东话的、说河北口音的、说扬淮话的,他说什么地方的话,就完全象那地方的土著。而最难得的是,他说方言,不是大路货,山东话,不是一般的济南话,而是青州府、兖州府一带的口音;河北口音的话,一般相声中多半取唐山话或保定话,而他偏说堂二里一带的土话。那个段子,经万人迷一说.真是火爆、精彩,光听那点东西南北方言,就够叫人着迷。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万人迷之后,很少有人说这一段,后来改为《糊涂县官》,就去了方言,当然不能不减色。

  有人听了我说的《买挂票》以后,说:买挂票夸张,把人挂到墙上发出“吃吃吃吃”的声响,很传神,听了这“吃吃吃吃”,好象看到了剧场里的那个挤劲,那个用莫须有的“挂票”看戏的受罪劲!我觉得这位听众的评论很高明,是个知音;一段相声里如果有象声词,我一定力求用好它,利用它来调动听众的想象。近几年我说了一个新段子《讲卫生》,说了一个不讲卫生的人,池从水缸里打水,不使水勺,把铁壶伸到缸里去灌,形容这种灌水,用了象声词“咚咚咚咚”;说他漱口不吐漱口水,“咕噜咕噜”就咽了下去。我很重视这些象声词的使用,可以调动了听众观众的想象,使人产生对这一切有身临其境的艺术感染。对象声词并不是重视了它就能掌握它、用好它,还要下功夫去模仿,要有点口技效果。如戏曲演员练功,练手、眼、身、法、步一样,相声演员练说、学、逗、唱,练各种技法。我的父兄就在这些方面对我要求既高且严。

南开大学中文系周科进同志写过一篇短文《简论马三立的相声艺术》其中有一段说:


  ……他(指我马三立)的相声往住在自己身上抓哏,现身说法,使得他表演自如又真实可信。与同样题材的《钓鱼》有很大的不同。《钓鱼》是演员在吹牛的“二他爸爸”形象中跳进跳出,暴露与评论交插进行,这样便于情节展开,也容易抖响包袱,演员与观众一道嘲笑被讽刺的对象。马三立的相声则不同,他就是被讽刺的对象,虽然捧哏的有时指出他的漏洞,但并没有公开的评论,他尽力把被讽刺的对象演活,而把评论的工作交给观众,演员与观众默契配合达到集体抒情。

  我觉得周科进同志是个知音。演活自己所讽刺的对象,不用直接的、公开的评论,而让观众去想,去思考,去评论,这样更含蓄,更能使观众在笑过之后,还要回味,还有活动,不是一笑了之。我喜欢这样的相声,喜欢这样的表演手法。至于是把自己当作讽刺对象直接演下去好呢?还是在形象中跳进跳出好呢?我想:这还得形式服从内容,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从相声的发展来看,所谓“跳进跳出”,可能受说书、评话的影响较重,相声中的单口更具有这种特色。而以人物的形象出现,把自己当作讽刺中人,笑话中人来演,这就很可能是受戏剧的影响。我的相声,有一些表演手法,就是从话剧学来的。

  作为我的自述,最后,我想说的一句活;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的贯彻,使我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记得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激动不已地登上舞台,表演二十年没有说过的相声《买猴儿》,当时,词儿都生疏了,说得很不好,可是全场观众掌声不断,我再三鞠躬谢幕,观众则一再鼓掌,领导同志上台与我握手,我感动得无言可答谢,七十岁的马三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泪流满面。作家石丁老人当场赋诗四句赠我:

    一曲买猴传盛名,
    廿年坎坷路不平。
    何迟多病三立老,
    抖擞精神又长征。


  为党的文艺事业,我正在抖擞精神,以有生之年为祖国四化做最后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天津

文章录入:戏迷知音    责任编辑:戏迷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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