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全球最大的唱片工厂之一的美国RCA胜利唱机公司远涉重洋到中国大陆来开发市场，先是在上海、香港打开销路，站稳脚跟以后，就着手向华北发展，并拟在天津筹建华北总公司。美国驻华总经理哈尔通先生委托上海总公司经理蒲美钟先生到天津物色人选，经友人介绍得知师子光出身于商贾之家，熟悉经商之道，为人诚恳谦逊，遵守信用，年轻有为且有一定的外语水平，故聘请师子光任华北总公司经理。师子光任职以后，美方经理哈尔通对他寄予莫大的信赖，除了经营唱机、唱片以外，并授权由他兼任业务部主任，主要负责约请演员灌制唱片以及宣传、发行等工作。
    师子光性格开朗，善于交友。他把经营唱机、唱片的业务大部分交给一位副经理主管以外，主要精力投入灌制唱片。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这十余年的时光中，是他一生中可谓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最辉煌的时期。他在选择和制订灌制唱片时是非常认真和严格的。首先调查研究、摸底排队，经过内行专家的指点，可挑选的演员必须是知名度高的一流名角。灌制的剧种和门类也甚多。京剧方面邀请的诸如青衣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老生有谭富英、马连良，花脸有金少山，武生杨小楼等知名度高的老艺术家们。天津是我国曲艺之乡。从19世纪末以来，一个多世纪之中，曲艺各剧种在天津发展、繁荣、长盛不衰。人们喜欢到剧场、茶园去听曲艺，也喜欢购买灌制的曲艺唱片。师子光除在鼓曲、河南坠子各门类中选择优秀节目及演员灌制唱片以外，相声也是重点门类之一项。这种语言艺术历史久远、博大精深，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欢迎。天津也是相声发源地之一。胜利唱片公司早年曾为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如：张寿臣、陶湘茹、焦得海等合说的剧目灌制过唱片。从30年代起，就为张寿臣之徒、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常宝堃灌制唱片了，其父常连安也是老一辈相声演员。常宝堃生于1922年5月5日，初登舞台时才四五岁，1931年拜张寿臣为师，习相声，与赵佩如合作。他那聪明的头脑、灵巧的口齿，模仿事物逼真，尤其年龄稍大以后，对相声艺术不断刻意求新。他为人坦率热情，即使已是声誉颇高的演员也平易近人，从不摆名角的架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压抑下，他用相声中幽默、隐喻的语言表示抗议。为了痛斥日寇几次对中国实行“强化治安”造成物价不断高涨，而使人民生活艰难，他编了一段《牙粉袋儿》的曲目，讽刺物价一日三涨，上午用两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到下午只能买到像牙粉袋儿大小的一袋白面了。他勇敢地说出了老百姓的真心话。表演一结束，他就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险些被打死，最后交了罚款才被释放出来。他能以如此大胆而辛辣的相声节目反映出人民刻骨的民族仇恨和英勇抗战精神，实为难能可贵。
    师子光也很喜欢听相声，与常连安父子的私交也很好。他除了利用收音机收听相声节目以外，也在闲暇时带我们到“小梨园”、“大观园”等剧场看曲艺节目演出。孩子们只是看个热闹、听个热闹，而他却在全神贯注地发现和精选优秀节目。他把挑选的剧目先和常连安父子磋商讨论后，统一认识，互相协作，才进行灌制。记得常连安、常宝堃合说的《学四省话》、《报菜名》、《卖估衣》、《女招待》等。唱片发行后，很是畅销。
    演员灌录时，在节目开始前由本公司负责人或演员自己报一下演员姓名、剧目及出品公司的名称，谓之“报头”（即报幕之意）。师子光曾为他喜爱的谭富英、乔清秀、“小蘑菇”几位演员报头，其他的就不多见了。可见师子光对常宝堃的偏爱了。
    有时灌制工作结束后，师子光回到家中还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地向家里人叙说在与常氏父子灌制唱片过程中一些趣闻，感染得全家人也都喜欢听“小蘑菇”的相声了。
    解放初期，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天津市委及天津抗美援朝分会为答谢各民主党派支援抗美援朝而慨然集资捐献飞机的爱国行动，于1951年初在市政府交际处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市长黄敬同志等领导干部都出席了。晚会上有天津曲艺界名角参加演出。那天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服务工作，正好在后台看见常宝堃，我问他：“您还记得师子光吗？我是他的女儿。”常宝堃连说“记得，记得”，并问我父亲近况如何，要我转达对老人的问候。这时有人招呼他做好准备，不一会儿他就匆匆上台演出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常宝堃谈话。1951年3月，常宝堃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主动要求赴朝参加演出。不幸的是，正当他快要完成任务归国之前，遭美机轰炸而光荣牺牲。天津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及追认为革命烈士。全市举行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