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知音》，历史传奇，曲折动人。看后萦回脑际，仔细品味后，在欣赏之余，似觉也有几点可议之处。

其一，关于“二十一条”的抗议行动。

影片前半部以很大篇幅写此，有学生游行，军警镇压，跳城自焚等场景。这是1914年的北京吗？有史可查：当时确有抗议行动，如十九省督军通电等，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按当时历史条件，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不久，政权巩固，志得意满；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须有思想启蒙等主客观条件，这在当时并不具备。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始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导因还是“二十一条”），由此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影片如此表现，将置“五四”运动于何地，如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势必改写，重新分期！

《知音》导演说：“二十一条的签订是重要的历史背景，修改时着重增加了这部分戏的份量。”此话前半句对，后半句则有待商榷，那要看增加了什么。增加的只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可能发生的，而不能在涉及到中国革命史的重大问题上任意颠倒。影片如此描写，固然壮烈（其实北京国子监前的示威场景、表现手法与北影同时成片的《伤逝》雷同，艺术上也欠新意），但历史环境失真，失真则不足信，反而引起一系列问题。

其二，关于小凤仙。

小凤仙是拔高了的人物，一开始就是个反对二十一条的忧国忧民的志士，她说：“二十一条如果签订，恐怕连放琴桌的地方也没有了。”这句话显然来自“一二·九”运动时“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名言，但二者相差二十多年。且不说当时的小凤仙，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就算她是个超群卓识之才，那么作为一个艳名显赫的妓女，又何以周旋于袁朝新贵间呢？

小凤仙的归宿，影片以蔡母派人将她接回湖南，泛舟湘江，悲愤弹琴为结尾，意在“点出主题，加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艺术毕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这样处理，观众不能不思考：蔡锷已逝，妻妾在堂，小凤仙到湖南蔡府何以自处？是望门死守，还是离湘复出，再张艳帜，或另适他人？除非她去参加革命（这在当时不可能），否则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使小凤仙从拔高了的革命志士的高度一下跌落下来。编导意欲点出主题，其结果恰恰事与愿违，使人悬心。

历史影片，当然允许虚构、夸张。但虚构、夸张不能脱离历史：即历史上虽没有，实际上却可能发生，并且合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人物思想行动的逻辑。不能不顾历史，随意为之。还是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过于猎奇，人为拔高，必然导致环境失真，人物失实，使人不足信。不足信，又谈何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