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高梨痕导演了一部名为《丹凤朝阳》的影片，他找来了王丹凤与另一位可塑性极强的男明星姜明分任男女主角。高导演选王丹凤来演这部影片果然使这部作品风靡海上并在全国打响。这是王丹凤从影以来主演的第七影片了。王丹凤这时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用“大红大紫”这四个字来形容是十分确切的。

“丹凤朝阳”作为我国的成语，源出《诗经·大雅》，是比喻贤才得遇良机。王丹凤这位影坛“贤才”在她的一生中确实遇到过多次“良机”。

她的“ 处女作”《新渔光曲》，由大成影业公司于1941年摄制并公映。导演为名噪一时的屠光启，与王丹凤配戏的是已在银幕上占有独特地位、为全国观众十分喜爱的“瘦猴”韩兰根。王丹凤那种清新、秀丽、带有那么一点天真的外在形象，和她没有做作、令人感到朴实无华的表演，赢得广大观众的喝彩，认为在众多华丽现身的女演员中出现了一位如出水芙蓉般的新人。因而她一炮打响，开始驰誉上海影
坛。我们不能不佩服屠光启导演的眼力，而王丹凤也没有辜负屠先生的好意。从此，她在自己影艺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中，先后与朱石麟、李萍倩、杨小仲、桑弧、
郑小秋、方沛霖、吴永刚、岳枫、陈铿然等导演合作，与顾也鲁、严俊、黄河、姜明、韩非、乔奇、严化、张伐、冯喆、梅熹等人分任男女主角，共拍摄了《灵与肉》《浮云掩月》《新生》《教师万岁》《鹏程万里》《民族的火花》《无语问苍天》……等十九部影片，这是她的第一次“ 丹凤朝阳”！

1948年，她去了香港，曾在长城影业公司、南国影业公司，主演了《琼楼恨》《方帽子》。1951年她与香港的许多爱国影人一样，奔赴新中国，返回上海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的建设，先后在《护士日记》《家》《女理发师》中饰演女主人公，并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邀，在《玉色蝴蝶》中担任女主角。

 也是在这一期间，她被评为上海市的“三八红旗手”，1985年，她受美国总统里根之邀，赴白宫参加了里根的就职典礼。

艺术上的丰收与政治上出现的“亮点”，组成了她的第二次“丹凤朝阳”。

在上述时期中，我看过她的电影，成了她的“影迷”之一，但与她的接触不多，在我进入电影界以后，与她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这种状况，到了1984年便有了彻底的改变。

1984年，上海市电影局为举行国际电影节提供活动场所，决定兴建上海电影艺术中心（后更名为上海影城），并吸引外资筹建一座银星宾馆（后定名为上海银星假日酒店）。这家酒店既然是中外合作建造、经营，就必须成立一个董事会。负责这项工作的我担任了董事长，考虑到艺术家与上影厂在今后与酒店的密切关系，我们请导演谢晋，上影厂负责人迟习道和表演艺术家王丹凤担任了董事。他们在酒店的筹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通过长达五年多的合作，我近距离地了解到丹凤大姐的人品、风度和才能。

我们在招商引资的决定作出以后，香港一家名为华力器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霭才先生打算与我们合作，经过两次谈判以后，他带来自己的设计方案并交付了14万美元的筹建费。1984年底，在经过反复磋商后起草了双方同意的合同文本，并在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徐湘、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吴祥明、市电影局老局长张骏祥、党委书记马林发、导演谢晋等人的见证下，我与林先生签下了《合作建造、经营上海银星宾馆合同》，此后董事会也开始了自己的活动。

在初步匡算中，宾馆的总投资额为3600万美元，除中外双方自有资金外，其余2 5 0 0万美元须向国际银团申请贷款。但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规则，这笔贷款必须由中国银行担保其中的70%左右，当宾馆无力按期还款时，则由担保人——中国银行来偿还。就在寻求中国银行担保的问题上，我们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以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为董事长的上海影视公司，正在筹建一座艺术宫，并拟采取中外合资的办法来建造。她和公司的总经理刘泉多方奔走，不仅已经请到邓颖超同志写了“上海电影宫”，并已与外方进行引资的谈判，还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对外担保事务的周梦熊副行长处获得了同意担保的口头承诺。周副行长坦率地告诉我们：中国银行既然同意了为上海艺术宫担保，就不能为同为上海电影系统
的电影艺术中心担保了。

我们虽然向周副行长解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艺术宫是民营事业，将要办成一个娱乐性较强的小小迪斯尼乐园。 而电影艺术中心与宾馆，是为国家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服务的电影放映、资料供应和接待国际友人的设施。它们在体制、功能、投资主体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可以并行不悖，但还是没有能说服周副行长，只有再去找一找薛镜澄行长了。

由谁与我一起去见薛行长呢？我想，请丹凤同志帮我去做说客，一定会事半功倍。我了解她的“外交”才能，深信她那不疾不徐的、充满真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中国银行的同志。

在此以前，我曾面见她，请她担任银星宾馆董事，记得她问我：“我们有哪几位担任董事？”在我告诉她有谢晋、迟习道、沈训诗和我后，她反问我：“我行吗？”我说：“怎么不行？”她微笑着答应了。这一次，在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也是毫不迟疑地问我：“哪一天去呢？”我告诉她：待我与薛行长联系，确定日期后，便会接她一起去。

1985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们来到了外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楼，薛行长在小会议室接待了我们。我说明了来意后，丹凤作了情真意切的发言。

丹凤告诉薛镜澄行长，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人们赞她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这么多年来，我们向全国观众贡献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影片，不少电影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获得了许多奖项。但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参加人家的电影节，却没有自己的电影节。多少年来，我们这些人都巴望着能够在上海举办属于中国的国际电影节，但这就需要建一座电影艺术中心——不然，就没有一个同时可以用几个场子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没有一座与电影节各项活动场所紧密相连的、可以接待国际大牌明星的宾馆。现在，我们找到了境外的合作对象，也和国际贷款银团挂上了钩，但如果没有中国银行的担保，这一切就会完全落空。丹凤用了“薛行长，你要帮帮我们呀！”结束了发言。我观察薛行长的表情，发现他已被王丹凤的这番话打动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趁热打铁”，向薛行长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特别是上海电影在国内外的影响，介绍了包括戛纳、威尼斯、莫斯科……等国际电影节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后，我补充说，上海电影界的许多人士，像桑弧、沈浮、陈鲤庭、白杨……等人盼望有个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场所盼了多少年，桑弧等导演还专门找到我，将一份打给电影局的报告请我转交局党委，说明他们的向往与愿望。如
今，这些同志都年事已高了，我们多么迫切地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高水平的国际电影节在上海举行呀！

薛行长分明十分同情我们的想法，他找来秘书，命他马上给信托咨询部打电话，请他们派负责人来参加会议。在等待信托咨询部同志的过程中，丹凤又进一步向薛行长介绍了上影的情况。不久，咨询部的戴襄理来到会场，薛行长向他介绍了我们认 识后说，他听取了电影界同志们对银星宾馆项目的介绍，同意接受担保贷款的申
请，要戴襄理将这个决定带回咨询部，对这个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并妥善办理。接着，薛行长转过脸来对丹凤和我们说：这方面的工作由信托咨询部刘经理负责，
具体业务你们可以找他直接联系。

由于丹凤与薛行长的交谈奠定了办理此事的基础，后来虽有一些波折，但中国银行为项目融资担保一事终于得到总行批准。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丹凤同志在关键时刻 出马，得到了银行主要领导人的同情和理解，这个项目才能在获得贷款后顺利推进。宾馆与已更名为上海影城的中心能够于1991年建成迎客，王丹凤功不可没。

作为宾馆的董事，王丹凤认真地履行了职责，工程上有什么有求于她的事情，她都会尽力去完成。这类事不胜枚举，这里我举一件难办的事情加以说明。

当电影艺术中心与宾馆的土建工程上马以后，我们明显感到工程队积极性不高，投工量不足，工程进度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我们这个工程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进行工程总承包的试点工程，即由上海国际总承包公司负总责。而承包的标书是按照施行多年的“八五”定额制定的，用这样的国家标准和工程的实物量去结算的工程承包总价，与实际价格相比显得低了一些。加上合同签订后，市场物价就开始波动，但合同必须执行，施工方的利润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言而喻，参加施工的工人的收入也因此受到制约。这么一来，被
市建工局指定土建施工单位市建四公司的下属单位都因“油水不足”不愿接这个任务，四公司无奈之下，只好把任务硬性压在406工程处的头上。而工地上的施工
人员的积极性自然不会高昂。对于这一情况，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却又无法采取经济手段来突破合同规定的承包总价。怎么办？

我请筹建处的同志就此情况进行了专题探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只是说明了情况，讲了大家的忧虑，似乎一时还拿不出一个妥当的办法。不知谁冒了一句：“电影局没有别的优势，只有请大家看看电影进行慰问，也许会有点效果。”我听了十分赞成。接着，好像是工程部经理张养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不要单纯地看电影，可以把电影招待会办成一个联络感情、相互交心的会，最好能请到谢晋和
王丹凤，让这两位董事出出场，与大家谈谈心，效果一定会更好。”

这是一个“金点子”，会后，我亲自出马向两位艺术家说明情况，请他们以董事身份和建筑工人们见见面，谈谈心。我要求一提出，他们都表示愿意做这个工作。

谢晋和王丹凤在会上的讲话，是以两种不同的风格达到打动人的同样效果。

谢晋的发言有着火一般的激情， 富有号召力和煽动性，在场的406工程队的工人们已经有点“摩拳擦掌”了，而接着发言的王丹凤则另有一功。

她以委婉、轻声慢语、质朴而实在的发言，先讲到上海电影界老一辈的艺术家如何期盼中心与宾馆的早日建成——“他们希望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能亲眼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功举办”，而后以商量的口吻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靠在座的诸位，我们知道你们这个工程队是一支打硬仗的队伍。我们相信，你们努力一下，就一定能够把脱下的工期赶回来的，我代表电影界的艺术家们拜托你们大家了……这一番情理并重、委婉动人的精彩发言，得到在场工程队全体的热烈响应。

果然，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工期就赶上去了，后来，不但月月完成计划，而且总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筹建处的同志乐坏了，大家都说：这个会开得好，谢晋和丹凤两位董事“交心”式的发言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评价是绝对符合事实的。

在中心和宾馆施工的过程中，我与丹凤又有了一次深度合作——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赴新加坡访问演出，与她朝夕相处了21天。

她的参团，是新加坡中侨集团主席林日顺先生特别提出的。当时，林先生提了一批上海电影界老艺术家的名单，并告诉我说：王丹凤女士是新加坡观众十分热爱的电 影艺术家，在听取观众意见时，有人还要求丹凤女士能亲自唱一段《小燕子》，这支歌在新加坡几乎人人爱听！我答应了，当我将这个要求转告王丹凤时，她说这是多少年以前唱的了，现在到新加坡唱能行吗？我则表示：怎么不行？她欣然同意
了。

在新加坡的演出，有好几个高潮，当王丹凤穿着护士服，用不加修饰的嗓音唱这支歌时，热情的新加坡观众热情迸发了，她获得的掌声可用“经久不息”来加以形容。

丹凤在新加坡，施展了她的外交才能，在与新加坡政府官员、企业界大亨见面交流时，她的大方、从容应对，为艺术团创造了良好的形象，缩短了双方的距离。因此，我深深感到，这次访新成功，与王丹凤等在新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在台上、台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九十年代初，王丹凤与她的爱人柳和清定居香港，但她作为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我们曾在荧屏上看到她与其他委员们一起纵谈天下大事，不由地产生了浓浓的崇敬之情。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香港十分低调。起先，柳和清在尖沙咀创办了一家素食馆“ 功德林”，我们去看她时，她居然坐镇在“功德林”协助柳和清处理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不久，“功德林”因为具有特色颇受港人的青睐，他们夫妇俩又在铜锣湾开了一家分店。我与几位电影界朋友和上海银星假日酒店的合作方——华人银行的经理李文藻和另两位董事朱国辉、吴光丰一起去拜访王丹凤，并打了电话通知
了他们夫妇俩。

我们到了铜锣湾的“ 功德林”，王丹凤和柳和清已在店中等候多时了，谈了一会，便请大家入席。

我们落座后，饮了几杯茶，柳和清就吩咐上菜了。菜的品种很多，但那份冷面特别能让我们食欲大增，时值夏令，看来是为我们专门准备的。大家一看，不禁向主人竖起了大拇指。这份冷面， 可谓“色、香、味、形、具”都达到顶尖水平，围着冷面的各种调料就有八九种之多。柳和清还介绍了玉米须也能入菜，我们则称赞柳和清的创造性思维，祝他在提供健康食品方面更上层楼。丹凤则在一旁微笑着听我们
交谈，这笑容中充满了幸福感。

柳和清见我们夸赞他的创意，便兴致勃勃地与我们谈起创办“功德林”的体会。我觉得都是他的经验之谈，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1、素菜绝对是健康食品，但搞素菜馆，就一定要按照素斋（即出家人用的斋饭）的要求来做，不可马虎；2、每项食品，要保证烧出原味，保持每个品种的特色；3、绝对不能用味精，要从福建专门采购来的鲜蘑等作原料熬成高汤，以保证菜肴的鲜香可口；4、要有创造，立异
标新，比如：玉米全身都可以做菜，玉米须不但有营养、可以入药，而且可以炸成素肉松，枸杞叶可炸成片状，都很可口，对人体健康也有好处。

 写到这里，不妨离开一下丹凤，说说她的夫婿柳和清。

他曾经是上海滩上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的“少东家”即人称的“小开”。但他不是纨绔子弟，而是一位才艺双全的青年人，他对电影的广告宣传和摄影更是行家里手。解放后，他进入上影，长期搞宣传发行工作，他不仅参加了筹办《大众电影》，而且将自己拥有的高级摄影器材贡献给这份刊物和电影宣发事业。大概由于他的出身吧，在“左”的路线下，他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他的聪明才智是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的。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

王丹凤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想，这应该是她又一次的“丹凤朝阳”吧。

晚年，他们夫妇俩丢弃了香港的一切，又返回了上海，可见他们对这个城市怀有多深的情感。但由于他们处世十分低调，知道他们现在寓居上海的人并不多。

 两年多以前的一天，我特地到丹凤的寓所探望她。只见洗去铅华的她步态轻盈，充满了活力，就像过去一样慢声细语地和我拉起了家常，她的“精神头”真的不减当年。

当我对她说：很少人知道他们的行踪时，她告诉我，已经歇影多年了，没有必要让人家关注自己。自从返沪后，坚持不接受采访，不参加文艺界的活动，不在荧屏上“出镜”……这些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准则”。

王丹凤如此低调， 反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她的社会责任感——她是用行动证明自己需要过一种平民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与“红”极一时的大明星简直划不上等号。

然而，这就是王丹凤，一位超然于她曾经献身的影坛与政坛却不愿惊扰他人的、极其务实的电影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