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 年11 月24 日　地点：香港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宿舍
采访：李相　摄像：李镇　文字整理：李相、江川

受访者简历：

冯琳（1925 年1 月27 日—2010 年3 月11 日），女，演员，广东南海人。著名演员冯喆之妹。青年时代活跃于上海话剧界，参与左翼文化人主办的话剧演出。40 年代后期南来香港，先后加入凤凰影业公司、银都机构等，参与主演了“长城”、“凤凰”公司出品的五十多部电影，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王老虎抢亲》、《三看御妹刘金定》等。除演戏之外，冯琳亲自设计戏服，由她担任服装设计的影片有《情窦初开》、《抢新郎》、《小月亮》、《三凤求凰》、《白领丽人》等数十部。冯琳曾担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理事兼妇女部主任、理事长，中华总商会妇女部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及特约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地区事务顾问等。她爱国爱港，作为电影界人士为推动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贡献，曾担任香港特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成员等。香港特区政府于2003 年7 月授予她荣誉勋章。

话剧生涯

李：您年轻时非常勤奋，在电影公司里很多部门都工作过。

冯：你会很奇怪我这么一个出身的女孩子后来会那样用功，这个跟我后来抗战的经历有关系。坦白说抗战对我们冯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抗战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离开，把我们放在白区。我们在上海“孤岛”过了八年。当时家庭已经比较
贫困了，所以我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停学了。

李：您离开学校后做什么？

冯：失学之后我就去教书了。虽然是教书，但我更像男孩子，跟我哥哥的那些朋友在一块儿玩，在上海的弄堂里溜冰、赛跑。冯喆那时候跟孩子王似的，所以我们家里都是男孩子。在我们桃源村这边有一个辣斐大戏院，（1）当时韩非在那个剧场。韩非、戴耘，舒适，还有一些明星在这边演戏，我们常常到这边去看戏。韩非在溜冰时就跟我哥哥一块儿玩，他知道冯喆失学，就说你怎么不演戏呢？后来冯喆就通过韩非进入了话剧界。他进入话剧界的时候我还在学校，但他们话剧团招考的时候我也去投过考，是为了好玩。如果说我是非常爱好文艺，倒也不是。当时只是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可以考上。结果考上了。后来我哥哥就说你别再搞了，不要到戏剧界了。那我到哪儿去呢？我就去当绣花女工，找点事情做。之后1942 年，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剧团叫同茂，后来改名为国华剧团，我去投考了剧团。可以说我就是在党的培养下，在戏剧界展露头角。当时我们的剧团是很少见的一个剧团，在后台，我们是各人有各人学的东西，像冯喆那时候在国立音专（2）学大提琴。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拉琴的拉琴，念书的念书，芭蕾舞先生就教我们在吃饭当中的时候学芭蕾舞，男女都学，凌之浩、沙莉都和我们一起学芭蕾舞的。大家看书的看书，学习的学习。所以我在后台这样的熏陶之下长大了。我19 岁参加了话剧团，在话剧团工作了四年。

李：当时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

冯：都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可以演出《家》，当时想让黄宗英演瑞珏，冯喆演觉新。黄宗英刚死了丈夫，婆婆把她压在北京，让她去当嬷嬷。结果冯喆和戴耘两个人到了北京就把她带来了，她演了《甜姐儿》，这是她的成名之作。还演了一个《魂归离恨天》，这是孙道临翻译的一个剧本，她演姐姐，我演妹妹。还有一个《结婚二十四小时》，演了一半就到了北京。到抗战胜利我都在这个国华剧团。胜利之后，重庆来了很多人。当时我们的戏园子坦白说是属于柳中浩的电影公司，就是王丹凤家里的戏院。（3）我们就想等大后方左派回来，等于伶他们回来之后我
们就可以大展拳脚了。结果没有等到解放，我们已经不能维持，就解散了。解散了之后，那时候话剧已经在走下坡，所以我哥哥去了电影公司。于伶回来之后，他又组织了话剧团，那时候有蓝马、黄宛苏这批人，他们组织了这个剧团。我在这个剧团里面一部戏叫《两小无猜》。当时我也是处于很彷徨的时候，因为戏剧非常低落，我哥哥已经开始准备转到电影上。我虽然已经在演戏了，但还想做医生。到了广州以后，我做过打字员、做过职员。打字员做完之后就来到香港，这时候冯喆一批电影界的人也南下来到了香港。

李：这是在哪一年？

冯：应该是1947、1948 年，冯喆和戴耘这批人是派下去排戏。他们就跟章泯合作拍了《恋爱之道》、《冬去春来》、《风雨江南》等。（4）我就去香港跟他们会合了。到了香港之后，哥哥有他的工作，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又开始教书。我的一个姑姑是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她也到香港开门诊，就让我做她的护士。我既教书又当护士。我哥哥当时跟着戴耘。戴耘本来准备介绍黄宗江做党员，结果黄宗江走了，他就介绍我哥哥。我在话剧界的时候，她对我也很好，所以我走的时候
她哭。到了香港之后她又逮到我了，结果又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参加政治学习。当时我们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还要考试。但我姑姑说了一句话，不能脚踩两条船，你做了我的护士就不能跟电影界有关系。但是我没有放
弃电影界，1948 年到了香港之后，虽然自己为了维持生活，换了两三个行当，但是电影界我始终没有离开。

步入影坛

李：后来您是怎样正式进入电影界的呢？

冯：我在读书会里面，1950 年跟随他们回到广州劳军，我演出了一个话剧和一个腰鼓舞，是我哥哥教的，还演出了一个秧歌舞。当时有一百多人从香港电影界回到广州，我去叶剑英的部队。当时所有演员都劳军去了。劳军回来之后就逐步发现，章
泯他们这几部电影拍了之后，效果非常好，也团结了一些外面的人，像王元龙、李丽华等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成了30 年代文艺工作者所向往的目标——要在香港占据一个地盘，坚持我们的左派电影。我们由于有这个读书会，后来大家都进入到“长、凤、新”里面。舒适、刘琼、司马文森、马国亮都到了“长城”，跟着下来就有很多人组织电影公司。第一个电影公司是“五十年代”，（5）没有老板，公司没有钱，大家拿工分，先不拿钱，卖了之后，演出之后，回来的钱我们大家分。那时候舒适、刘琼就拍了三部戏，拍了一个《火凤凰》，一个《神·鬼·人》。我在《神·鬼·人》的《鬼》里演刘琼的妹妹，白天当护士，晚上拍通宵。不写名字，只拍戏。《蜜月》（6）我也是偷偷演的，那是傅奇和石慧搭档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我演他们的房东太太，晚上演通宵可以，不写名字，这么干了一两年。

李：凤凰公司成立的过程是怎样的？

冯：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永华”裁了一批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读书会的人，所以裁了一批。这一批人怎么办呢？读书会觉得要给他们疏散开。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龙马公司，是吴性栽作为老板，朱石麟主持的公司，拍了四部戏。都是李丽华、韩非这些人主演的，就是《一板之隔》、《江湖儿女》、《花姑娘》等影片。朱石麟创作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所以他的戏小市民喜欢，有共鸣。后来我们凤凰公司走到最高峰，跟朱石麟的剧本创作、导演是分不开的。吴性栽拍了这几部戏之后，费穆去世了，吴性栽就没有再做电影。但是“龙马”的一些职工、演员、导演，还有器材，都还保留着，所以希望朱石麟出来主持一个电影公司，这就是凤凰影业公司。为了成立凤凰影业公司，读书会的人就开始四处找人，姜明跟任意之到我家里来了跟我说：“冯琳，拍戏了。”然后定了合同。因为他们要找女的，就把
我找去了。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之后有“龙马”的底子，也有一些演员，但是真真正正可以卖座的演员没有。但是为了发行，需要有能卖座的男女演员，还要有发行地区的关系。摆在面前一大堆事情，怎么展开我们左派的电影呢？左派电影人家不一定会要。再加上当时港英政府跟台湾都给我们制造阻力，那时候台湾搞了自由总会，（7）我们很多电影人之间的来往都没有了。从前是哥们儿的，现在见面就当没有见面，因为你是自由总会的，你不能跟我有什么交往，不然就会被怀疑。因此，我们没有发行的地区，台湾不行，香港也不可能。最后想到了唯一发行的地方就是东南亚，东南亚有爱国华侨，曾经有过我们爱国文艺工作者培养了一批爱国人士。但没有钱怎么拍戏呢？凤凰公司有器材，但得先有一个好的主角，然后再去找钱。任意之的父亲是任彭年。任彭年是无声电影的导演，任意之的后妈邬丽珠从前是很有名的武侠明星，她的代表作是《火烧红莲寺》，她的影片都是任彭年拍的。这对夫妇跟邵氏兄弟很熟悉，经常在一起打牌，他们的片子都是卖给邵氏公司的。我们通过任老先生跟邵氏公司谈，因为邵氏公司在东南亚的影院最多，当时它自己公司生产的影片不够供应自己的影院，所以需要大量的影片。邵氏兄弟说可以，但有一样，导演要老、演员要新。坦白说我们没有演员，导演只有一个朱石麟。邵氏兄弟说：“只要朱石麟做导演——你就给我们‘朱石麟’这三个字，我就给你一部影片的钱，但是演员要新。”可是我们哪儿有演员？那时候只有陈娟娟、龚秋霞、陈琦，其他的没有。怎么办呢？就让费穆的女儿费明仪来。那时候她是唱女高音的，是一个新面孔。还有一个歌唱家叫江桦，后来他成了意大利的歌唱家。这两个人做了我们的主角。没有男主角怎么办呢？先凑合一两个人，任意之丈夫的侄子是国内篮球健将，看着还不错，结果就把他拉来当演员，就这样拍了第一部戏《阖第光临》。（8）

李：当时“凤凰”成立之后吴性栽就没有再出资？

冯：没有。“龙马”的东西完全给了我们，我们就靠这个。有一间办公室，几个办事人员，一个朱石麟导演。夏衍请朱石麟到北京去谈过，希望他可以担起这个大旗。

李：内地有资金过来吗？

冯：那是到后期才有，后期也就是买两部片子做资料片，无非是这样。所以资金还是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年拍过七部戏。

李：那产量很高了。

冯：我们那时是喜剧之家，拍过很多喜剧。当时制作方针非常准确、非常好。我们那时候是背靠祖国，面向海外，劝人向好向善，这就是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之后的宗旨。

凤凰影业公司

李：朱石麟对于凤凰公司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举措？

冯：“凤凰”有两个组织，一个是管理委员会，一个是艺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也是由朱石麟来当，就是管发行之类的，搞艺术的人不知道到哪儿去发行，找不到发行的渠道。发行、制片等等这是管理委员会的事，艺术委员会就是创作，要培养导演，培养创作人员。所以为什么说朱石麟是我们的灵魂呢？那时候全是他一手抓。李：朱石麟似乎并不是很关心政治。

冯：他是不关心政治，但他在艺术上面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他不谈政治。但是很奇怪，我们这批人不谈政治，但是我们有政治的眼光。我们不会离开“凤凰”，我们就喜欢“凤凰”。石慧、傅奇每年都会收到一个信封，有不少钱，其他公司要请他们过去。但是他们不去，愿意在我们这里。还有人问，你们怎么没有想着挣大钱？我们是没有想着挣大钱，只要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我们就很开心、很得意、很自豪。

李：当时剧本创作的具体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冯：在这两个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那时候是创作小组的工作方式。之前在香港也都是个人创作，而我们是三人创作小组。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做主编，负责审案，另两个人帮他。当时形容凤凰影业公司的创作小组就像生孩子一样，那是“凤凰精神”，大家一个题材三个人攻，最起码两个人，所以剧本上得快。

李：“凤凰”后来也捧红了不少明星，这些明星是从哪里挖掘的？

冯：有了剧本，就考虑演员。当时知道姜明的儿子江汉（9）外型很好，在天津念书，快毕业了。就让江汉毕业以后过来了。可以说在演艺界里没有这样的电影公司，同事们之间视为兄弟般感情的公司。长城公司卖座的演员，像夏梦、石慧、傅奇，还有陈思思等等，我们都经常借来拍戏。长城公司肯借三个人出来，每个人一年给我们拍两部戏，让他们带新演员。夏梦就带高远、石慧、江汉，别人也带，有名的演员带不知名的演员，就这样“长城”帮“凤凰”捧出了两男两女。我们后来拍彩色片，晚上灯光不够，没有5000 瓦的灯，就向他们借，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当时凤凰影业公司穷到要演员自己拿服装、拿首饰出来，不要公司买服装。

李：您开始做服装设计，也是在这个时候？

冯：是的。有一部电影，本来找了一个男服装师，是长城公司的场务，来做服装，不是专门的服装人员。怎么办呢？就说冯琳干脆你做服装吧。我说好，我就开始做服装设计了。后来我们凤凰影业公司有三个服装组，都是演员担任的，一个是鲍方
的太太，加上另外一个演员，还有一个是姜明的太太。我是一个服装组的头儿。一年设计七部电影的服装，我还得帮“长城”设计，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完呢？于是服装组有三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我在设计服装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还要跟道具、布景沟通。在拍彩色片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合作，自然就变成了美工。服装的色彩和道具、布景怎么搭配，要跟导演商量，大家来统一。后来到拍戏曲片时，我连布景都管了，因为他们是上海越剧院的人，是搞舞台布景的，不是搞电影布景的。那时候布景要怎么样，后面要画什么、怎么配，我都管了。无形当中培养自己成为较为全面的设计师。我也要帮“长城”设计，夏梦演的电影，尤其是古装戏，就让我过来。当时都很穷。朱石麟家里的沙发经常没有，剧组的人说：“朱先生，您的沙发明天拿到厂里去了。”朱石麟就说：“好，你拿吧。”他家里的客厅就没了沙发，用来拍戏了。我那时候管道具，小道具就到四周找。他们就说别让冯琳到你家，不然你的灯就被她拿走了。我一看这个灯好，就直接拿，借两天就还，就是这么开始拍了一些电影。

李：剧本您也参与讨论吗？

冯：那不敢，那是剧本委员会的事。但有一样，跟朱石麟做事情真是学到东西了。他坐在那儿，别人在那儿摆镜头，他说不对，再过去两尺。他坐在那儿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这么跟你说，对镜头很熟悉。他对整个摄影棚了如指掌，熟悉到他坐到那儿就能指挥。所以他做导演的时候，就教学生第二天现场他们该怎么做，几个导演都是这么教出来的。朱石麟既抓艺术委员会又抓管理委员会，我们有的摄影师、剪辑师都做了导演，都是跟朱先生学的，他手把手教。他那么认真。我做道具不懂，朱
石麟就像考演员一样问：“冯琳你给我四个书画都拿了，放在四方，我镜头放在哪儿啊？”应该是三方，有一方是活动的，那个道具可以活动，他才可以摆镜头。我才懂得在现场的调度。他好像看起来挺严肃的，其实他是很好心地在教你，所以大家很喜欢跟他合作。而且做他的演员非常舒服。我拿着剧本说：“朱先生，这个角色我不太行。”他说：“我的角色都来自于生活，你到生活当中找。”我说：“上哪儿去找，你写得那么怪。”他说：“看我太太就行了。”所以他都是来自于生活，在创作角色的时候他会启发我们到哪儿找，怎么演。他既凶，但是心地又很善良。特别是拍感情戏时，朱石麟不准全场有响动，最后问可以了吗？回答说可以了，他就要开拍了，不准有声响。因为我常常看外国电影，有时候带出来一点外国人的表演动作，不是生活当中来的。他就说：“冯琳，这不是生活里的动作，重来。”而且他介绍人物出场，整个线索，所有关系都清清楚楚交代给我们，观众
看了之后就知道故事的发展，故事的情节就跟下去了，所以他非常注重人物的出场。他的出场让观众首先知道这个演员是什么性格，什么阶层的，可以充分表达出来。李：当时公司的很多成员都像是朱石麟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冯：都是，只要朱石麟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都做到。因为他不为名不为利，人家都涨薪水他不涨，据说他在“永华”的薪水比他最后在这里拿到的薪水还多。

李：您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冯：我第一次见他是1950、1951 年。那时候他在“龙马”有一部戏，找到我，因为我那时候被姑姑发现在拍电影，只好去辞掉。我就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很少出来，他的脚不方便。

李：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冯：他是那么一个朴实的人，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小老头，并没有感觉有多大牌，很客气、很和蔼。可是当导演的时候，他要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你的边上，有些演员就怯了。有一个演员怎么也走不好，他站起来：“你怎么连这个也不会走？”他就拉着那个演员从这儿走到那儿。尽管他身有残疾，但还会跳舞。我们会去请他跳舞，他的节奏感很好。

迷茫岁月

李：后来朱石麟导演去世之后，凤凰影业公司没有人再挑这个大梁了。

冯：凤凰影业公司到朱石麟去世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了。“文革”对我们凤凰影业公司所有好的电影人都否定了，大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也在想办法。后来那些戏曲片拍上来，就是因为剧本没有可写。但刚刚在60 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反“封资修”，像《王老虎抢亲》还可以拍。那时候否定了我们创作的所有剧本，让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但香港有什么工人？工人也就是天厨味精厂里的，是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就去包味精，去味精厂的工人家里探访。“农”其实也只有花农，没有真正的农民，我们就到进步的花农那儿去拔草。“兵”是外国兵。所以我们也弄不清楚究竟应该怎么为工农兵服务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演过《红灯记》、《沙家浜》的话剧，我们还把《沙家浜》拍成了电影，就是《沙家浜歼匪记》。“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觉得香港很快就解放了，当时就觉得毛主席不会死，好像是耶稣似的，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每年9 月15日开始演出，到10 月10 日足足有一个月，演出文艺节目。在后台化妆之前要喊“不怕牺牲”，念了语录才可以化妆。上台之前要念语录。我们内部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情况。

李：当时有人来指挥吗？

冯：有，让我们到深圳改造世界观，到广东去改造世界观，回来还要帮助青少年，到新华社里面，大家集中改造世界观。我改造了好几次，还到部队里去，也是为了改造世界观。结果没有戏拍，不拍来自生活的东西。脱离了群众，观众谁会看呢？光拍香港的女工，没有人看，脱离了现实。那真是苦，没有戏拍，只有拍戏曲片了，拍越剧。越剧是胡小峰导演，他到内地看到戚雅仙演的《王老虎抢亲》，觉得很好玩，拍了资料回来。我们看了以后就拍了《王老虎抢亲》的电影，也不会唱，也不会玩水袖。夏梦、李嫱是票友，但我连什么曲都不知道就得唱。结果《王老虎抢亲》却很卖钱。之后就想让石慧拍古装黄梅戏。因为没有故事可以为工农兵服务，那时候还没有反“封资修”，还可以拍一点古装戏。

无怨无悔

李：“长、凤、新”后来合并成了银都机构，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冯：后来我们就三公司联合起来，变成银都机构，又拍电影又拍戏曲，香港演员演戏曲。后来拍的戏曲好像是潮州戏，拍几个潮州的名人，姚璇秋等等。当时的古装片还行，还有一些电影到内蒙古去拍外景。但以前我们擅长的那些题材没东西可拍
了，为工农兵服务不了，我们还得找一些其它的题材。但我们的导演都愣了，他们本来都是“凤凰”那些生活情趣很浓厚的编导演，但这个时候都不行了，小组也都散了。结果只好请外面的导演。左派这些人已经逐渐没有市场，而且也受到抵制。我们一个左派的化妆师去替人家化妆，台湾的制片方不准在字幕上打名字，除非改名字。所以像鲍起静要拍戏，就得进自由总会。她回来说要进自由总会拍戏，我
们说去吧，那才能有戏拍，才能进台湾。所以我们的演员也就退到幕后了，有的就跑到“华南影联”（10）工作。

李：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华南影联”的呢？

冯：我在“华南影联”的登记排序是第98 号，算是最早的一批。我们“华南影联”那个时候是一个住家，500 呎，（11）一个天台是我们的活动场所。主要是苏怡、卢敦，后来有吴楚帆、张瑛一批粤语界的人。成立之后，那个时候电影界穷得不得了，所有人都住在木屋里头。木屋一下雨马上就漏，地下又潮，都在钻石山那种地方。当时“华南影联”成立的时候，第一就针对贫困会员，发廉价米、办班。小孩念不起学校就办班，我这儿教小孩。鲍起静曾经就在这个班里头念过书。

李：还管大家的生活。

冯：管，我们首先为贫困职工、会员买廉价米，甚至排长龙买廉价米、买年货。天台是活动地点，只有这么点地方。后来我们又在九龙城演了四部电影，（12）不要钱，都是大牌戏曲演员，总共拍了四部。当时四部戏除了拿五块钱的饭钱之外，大家一律都不拿钱。这四部电影卖了钱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个大厦。我们自己用两层楼，楼下就租给铺子，我们靠铺租养这些职工。“华南影联”做过很多电影界的工作，当时成立时是卢敦起草的章程，他那个章程写得非常好。

李：“华南影联”对入会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冯：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电影工作者，从事电影有些年头就可以入会。“华南影联”有福利，给医疗费，每两年有免费检查。过“三·八”节或者是过年，有免费旅行。国庆节也有免费晚宴或是免费午宴，平常有时候有些联欢会。从前只要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义演，集中所有的会员一块来义演，为社会服务。

李：您一直坚持左派电影，始终抱着爱国的热情，但“文革”的经历，以及您的家人受到的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是不是对您的打击非常之大？

冯：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人直接问过我，你这是第一次问。我不会因为我哥哥的冤死而改变我的信念，但我憎恨“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我是非常投入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出身，我们都觉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好好改造。我们在信里都是这样写的：我们两人好好改造吧！很坦白说，我跟我哥哥从在剧团开始，我们就是盼红旗，随时关注延安那边怎么样。我们晚上一堆人聚在一个亭子间里，一张大床，床上坐了一大堆人，就听延安来的消息。延安现在情况怎么怎么样，抗日战争怎么怎么样，我们是这样的一批人，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的事。那个时候是盼红旗，在香港我是要保红旗，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不让我宣传，我就跟你斗！我们这儿真斗了，有一个学校节目审查不能通过，结果你猜我们怎么样？开幕了，是个诗朗诵，我们就告诉观众，港英政府不准我们演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是……节目没演出，但是都念出来了，闭幕，掌声如雷。就这么跟他们斗。我们一辈子都在那儿盼红旗、保红旗。香港回归的时候，满香港都挂着红旗。从前哪能挂红旗呢，所以我们到扯旗山里去砌成一个红旗，用人来砌，那种心情你们不能理解！因为那时候港英政府对我们很排斥，我们很多人都坐过牢。我们的同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喝的水里面都有头发丝，没有东西盖，冷得不得了，就一个薄毡子。我们还有好几个人都曾经进到里面去挨打。

李：当时港英政府对你们这样严厉？

冯：港英政府是这样的。不过我们电影界去闯法庭，也真是极左。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真是到了香港。白茵、江汉、朱虹这些大演员都去抗议。我们游行抗议，还出去贴标语，朱枫带了四个孩子出去贴标语。所以你说那时候我们“左”得也真是够呛，真是好像我们也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想想觉得当时真是太不用脑子了。有人就说我不管，反正领导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独立思考。但是很坦白地说，冯喆是我这么好的一个哥哥，我们俩人的感情是这么好！但我并没有因为我哥哥的冤死而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我还是相信共产党。所以他们都很奇怪，没人问我，不过我估计领导也看出我这个问题，所以对我还是比较照顾，对我挺关心。你无法理解我刚刚说的盼红旗、保红旗的那种心情，真神奇。比如港英政府要赶傅奇、石慧过罗湖桥，石慧跟傅奇就不踩到大陆的土地上去，当时我就在桥头上。因为他们两个有影响力的电影明星要一踩过去，就等于被正式驱逐出香港了，后头的人也都得被赶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斗争是斗争，但是想想，其实我
们都是一颗爱国心，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当时说我们是错误的，我们心里不大舒服，我们的确是凭着一颗爱国心在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