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演“红”了的演员被称为“角儿”，其余配戏的人被称为“傍角的”。傍者，依傍、依附之意也。“傍角的”还有操琴的、“跟包”的。久之，“傍角”者又延及编剧。因而，一般观众只知演员，不知编剧，编剧在戏班里难得有一席之地。

建国后，私人班社转为国家艺术团体。剧团内部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平等，“角儿”不再是“班主”或“挑班”的，因而也就不再存在“傍角的”了。然而编剧的地位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们的劳动往往不受尊重。剧本写成之后，要受层层审查，大都以领导和演员的好恶为转移，有的甚至不经作者同意随意修改。戏演“红”了，登报、、宣传，演员占头份；首长接见，编剧往往只能从侧幕条后边瞅上几眼。如果戏演“砸”了，挨批判，则编剧首当其冲。十年浩劫中，率先当“牛鬼”，做“蛇神”，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演员参加剧协理所当然；而戏曲编剧进剧协就不那么容易，进作协更难，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可曾有过？至于提级提职、安排住房自然也要“退避三舍”。享名全国的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的编剧，被长期“改造”，直到1978年仍无工资。在北京，一家数口挤住八平方米，打着伞顶着雨在院里写作的编剧也不乏其人。三十年来戏曲编剧队伍的状况一直不够景气：许多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对于戏曲望而却步，而原来“下海”的同志，有的改行写小说、电影、诗歌，有的勉为其难，往往在嗟叹唏嘘中苦度时光，写出本子无人演出，无处发表，真是满纸辛酸泪，诉与谁人知。在戏曲剧团中地位与编剧不相上下、可称难兄难弟的，还有导演。

没有编剧，戏剧就无从说起。且不说戏曲史上元代的关、马、郑、白，明清的汤、沈、洪、孔，就是近代的那些“角儿”，若无编剧的辛苦，何以名扬中外!一出《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首功当属剧作者。近来有人担忧“京剧危机”，有人大呼“抢救遗产”，有人高喊“推陈出新”。然而却不大听到为戏曲编导改变地位的呐喊之声。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要出剧本，不首先充实、加强编剧队伍，岂不成了无鸡求蛋、无种盼收？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愿以此瓦缶之音寻得关心爱护戏曲事业的仁人志士，尤其是各级位居主宰者的金铮玉瑟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