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江西南昌人，母亲是广东人，可是我却是天津人。因为，我出生在天津，念书、学戏都在天津，直到十七、八岁，为了深造，才去北京的。天津是我的第一个故乡，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着它!
    记得我小的时候，一直住在当时的法租界敦厚里，后来又住进日、法交界的秋山街鼎新里。我母亲一共生了八个小孩，头三个全是男的，第四个才生下我这个女孩，因此父母都很疼爱。小时候，哥哥总是带着我和其他男孩子们一块玩耍。有一年，我头上长了虱子，母亲给我剃了个光头，这就更象男孩子了。由于我跟男孩子们打起架来蛮不讲理，所以哥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四蛮子”。
    小时候，我在慈惠和圣功学校念书。因为母亲是该校的教师，校长又是母亲同学，加之我家的环境不好，所以我和二哥寿苓都是免费上学的，母亲只能供大哥遐苓一个人上大学。
    说起来也很怪，我小时上学功课总是不大好，比不上二哥，他的功课门门都好，总是考第一名。他同班里有个女同学很用功，也还是赛不过他。只是有一次，他和一些同学打群架，因扣分记过，才考了个第二名。可是我呢，比起二哥来就差得远了，每次考试，能考上个十几名，二十几名就算不错了。有时还常常因为交不上作业而不愿去上学。留下的功课，往往是父亲替我做完，然后再把我送到学校去。
    我学习成绩差，一方面是贪玩，一方面好象也很笨。可是学戏以后，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就变得聪明了l我和二哥一起学戏，他学老生，我学旦角，老师总是表扬我不表扬他。后来，父亲就让他改学小生，给我配戏了。
    我十一岁就登台了。第一出戏是在春和戏院，演的是《女起解》，由票界名丑金鹤年演崇公道。我爷爷是个戏迷，天天撑个拐棍到天华景看戏，但等我唱戏了，他却早已入睡了。记得那次演出前，我先穿好了戏装，专门给爷爷看看。第二次登台在北洋戏院，是和二哥合演《武家坡》。以后，我便在天津大大小小的剧院都唱过了，我先后跑过“宫女”，唱过开锣，来过“二旦”，挂过二牌。那时候，不管什么班，只要有人邀，就是难得的好机会。京派、海派戏全唱，还唱过文明戏。开始是在女子奎德社，我给她们唱开锣，垫一出小戏，大轴戏是李桂云主演。她很聪明，又唱梆子又唱皮黄的文明戏(即时装戏)。当时，她唱得很红，不知怎么的，她突然出嫁了，主角没人演了；剧团立时着了慌，临时把我拉上去替她演一、二、三本《啼笑姻缘》。在那出戏里，我一个人要演两个角色，先演沈凤春，后演何丽娜，为此还给我请了一个师傅，教我唱大鼓“三国纷纷乱兵交……”。当时，我又要学大鼓，又要背台词，晚上住在北洋后台，睡不了一两个小时觉。仗着那时年轻，脑子快，又胆大，稀里糊涂地也真唱下来了。后来，他们又请到了梆子名旦秦凤云，这位老艺人当时年纪已经不小了，却很有风度。她也演些时装戏，我记得我还陪她演过《空谷兰》中的二旦。这一次次的演出，都是我童年学艺时所受锻练的良好机会。我最好的学习机会是搭上了当时在新中央、由艺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共和班。在这个班里，可是人材济济，阵容非常整齐。名老生有赵化南、王鸿福，后来又换成高敬轩。小花脸三吉仙、宋义增、李庆山；花脸是金少臣的父亲金一臣；头牌旦角新艳琴，二旦金友琴……。这里上座很好，天天客满，大家都能分到固定的收入，我父亲一直想让我进这个班。偶然的一次机会是这个班唱二旦的金友琴嫁人了，所以我就由唱二路老生的胡月安叔叔介绍，给新艳琴唱二旦。到那以后，果然每期都能分到钱，我从此开始能养家了。不久，那位新艳琴大姐也嫁人了，剧团里的叔叔、大爷就把我推上去替她，我由二路一跃就成了头牌，而且竟能连演一两年上座始终不衰。我在那里演了许多戏，也可以说我在那个戏院里练就了不少的本领。尤其是我拜了荀慧生先生为师以后，苟老师经常寄剧本给我，我拿到剧本后，先跟苟老师的唱片学会唱，然后由剧团里的叔叔伯伯帮我排出来。因为老师在北京，他不能亲自教我，只有他来天津演出时我专心地观摩，这样人家还说我学得很象师傅。
    在天津的这一段，要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小时候的事，更是记忆犹新。十三岁那年，也是在新中央，我演《醉酒》没戏装，当时演头牌花旦的蓉丽娟大姐就把她的行头借给我。她个子很高，可我穿着一点也不长。还有一次，唱花脸的金一臣大爷给我排了一出《阴阳河》，用的那副水桶是名武旦花翠兰借给我的，两边都是点翠的龙头，桶里面全是电灯，演起来满台黑，只有一副水桶亮，很好看。为了演好这出戏，我还去请教脱离舞台多年的名坤旦碧云霞。
    在天津我有很多老师。有一位是马少山，他是名旦金少梅的丈夫。他教我一出《馒头庵》，是《红楼梦》中的故事。当时，我大哥演宝玉，二哥演秦钟，这出戏很好玩，不知怎的，现在反到没人演了。
    天津这地方还非常爱“捧人”。我在新中央演出时，就有一批叔叔伯伯们，还有许多老爷爷，他们经常来看戏，是座上客。我和他们并不认识，可他们却象喜欢自己孩子一样地喜欢我。我唱一句，他们就叫个好，而且叫起来嗓门特别的大。我换个剧场，这批观众就又跟过来捧场叫好。人家说天津观众爱叫倒好，可是我从来没得过倒好。小时，我在台上出错很多。有一次，我反串全本《连环套》中的黄天霸，老师姚春成在台门帘那给我把场。我不争气，一出场就把那句引子“丹心灭寇扫群奸”的词儿给忘了，急得我直回头看老师，他也没办法，怎么提词我也听不见，没办法，我稀里糊涂地凑了一句，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词，就这样观众也没叫倒好。还有一次，我在北洋戏院演程派戏《红拂传》，其中有一个拿着灯笼的下场动作，不知是忘了还是怎么的，我没作，因此有两个观众起了哄。那时我还小，不懂事，当场就跟观众发起脾气来了，我圆睁着一双大眼，使劲瞪着他们。这一来反把观众给逗乐了。可这一来，竟把家人和同台人吓坏了，他们都怪我不该这样，说如果换个人，早就给轰下台去了。我当时为什么未被轰下台去?我分析，大概天津观众知道我是天津长大的，是天津捧出来的，所以对我特别爱护。后来，我离开天津搬到北京去住，但每逢春节，我必回天津演出，每次演期都很长，至少一个月，而且常常满堂。
    还有一件使我记忆很深的事。当时，天津最大的戏院是中国大戏院，只有北京角才能进去唱。我是天津演员，只能在北洋、新中央属于二路戏院演出。当时的中国戏院经理对我父亲说，“叫芷苓上北京去深造一下，回来就可以到大戏院唱了。”在我的脑子里也想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进中国大戏院演出。后来，邀角人李华亭终于邀我到中国戏院来唱头牌了，二牌是纪玉良。当时我住在惠中饭店，一下子成“京角”了，我竟兴奋的十二天没睡觉，失眠了十二天!为此妈妈带我去看医生，我头一次吃了安眠药。
    幼年的回忆是很多很多的，说也说不完。天津的观众一定很关心我的演戏生活。以前的太远了，不说了。我1955年到上海京剧院，演了很多传统戏，还有一些新编历史戏，如《柳毅传书》、《二度梅》、《樊梨花》、《新台恨》、《武则天》、《孟丽君》、《尤三姐》。现代戏有《赵一曼》、《送肥记》、《红灯记》中的李奶奶等。《尤三姐》当时还拍成了电影。为塑造好这些角色，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可是，正当我进一步努力时，文革开始了。只因我65年排《海港》时说了一些老实话，如“这戏干巴巴的，没戏”，“玻璃纤维不合理”，“女演员演码头支书不合适，应该换个男的演”等等，触犯了反革命分子江青、张春桥一伙，为此把我撤出《海港》剧组。又有一次，江青命令我改演老旦，被我当面拒绝，恼怒了江、张。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俩象发了疯似地、不止一次地点我的名，给我戴了很多“帽子”，欲将我置于死地，迟迟不解放我。我被关在“牛棚”时，眼看着一个个难友被放回家去同家人团聚，而只有我，仍在隔离，千着最脏最累的活，直到最后一批才不得不解放我。
    就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一件使我最难忘的记忆。那时，我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常常被勒令站好队，向各地前来串连的人报罪行。有一次，在串连的人群里有一男一女，他们操着天津口音轻轻地问我：“你是天津人吧?”我偷偷地、会意地点了点头。那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是天津来的，你要好好地‘改造’，将来会有出路的，千万顶住，可别自杀。”在那整天挨打挨骂的日子里，听到了这些话，感到多么温暖呵!我暗自流下了眼泪，天津的口音是多么地亲切，它当时给了我多大的安慰和力量呵!我和这位女同志素不相识，但是我至今也没有忘记她，我感激她!我虽然离开天津几十年了，但家乡人并没有忘记我，我也一直在想念着我的出生地——天津，那里有很多看着我长大和爱护我的人。
    感谢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重新又回到舞台上来了。在这里，我要告诉天津的父老们，还有那位我在“牛棚”里遇到的女同志和所有关心我的人，在艰难的日月里，我没有因“四人帮”的折磨而倒下，今天，我在舞台上仍很活跃，不但在北京、上海演出，而且还到美国、香港演出，并取得了成功。但是，因长期的“靠边”劳动，我的腰部受了伤，留下了后遗症，我自己也感到和观众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真想在我告别舞台之前能和天津——我的故乡的观众见一次面，向亲人们作一次汇报。我相信这个愿望会实现的。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在天津这块土地上长大成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