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祈在台湾眷村长大，村里的叔叔伯伯要么爱听河南坠子、河北梆子，要么爱听越剧、沪剧，王安祈的妈妈爱听京剧。王安祈5岁已经跟着大人去“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身边的人，大她二十岁的已经算年轻——这情况三十年没有变化。王安祈当上大学教授，在戏院里仍被喊作“小妹”。

“小妹”心生焦急，她太爱京剧，深深为这门艺术的存续担忧。她一边在大学教戏曲，一边以剧作家的身份参与京剧改革。1970年代名伶郭小庄创办的雅音小集、1980年代吴兴国创办的当代传奇剧团都曾请王安祈写剧本。

2002年，台湾大学戏剧系特聘教授王安祈接受了台湾惟一一家“公家”京剧团——“国光剧团”的邀请，出任艺术总监。王安祈一边听戏、一边教学、一边写戏，近十年间佳构不断：根据传统戏《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探索古代女性的性别意识；《三个人儿两盏灯》通过唐代宫中女同性恋的故事，写人生的千古寂寞；《金锁记》欲借张爱玲的苍凉笔墨，为京剧添一抹“恶的风景”；“献礼剧目”《百年戏楼》，从男旦、海派、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勾勒京剧的百年沧桑……

从5岁到57岁，王安祈见证了台湾京剧几死几生。

“以陆治陆”

今天的台湾，真正懂京剧——听得出长腔的韵味，分得出流派的观众已经不多了——真正懂行的大部分大我30岁。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京剧在台湾的衰落：以前台湾有一份私人出资的《国剧月刊》，这个刊物鼎盛的时期不仅在岛内发行，还向海峡对岸赠阅，他们跟大陆的京剧院团很熟。后来刊停了，变成《台湾申报》，发行量非常小，2011年停刊。

台湾还有一些票友，可票友最关心自己的演出机会，不大关心京剧生态。

几十年前，京剧从流行音乐变成传统艺术，从黄包车夫都会哼唱的民间剧种，变成了供人瞻仰凭吊的“国剧”。为了应对这种变化，1979年，郭小庄成立雅音小集，1986年吴兴国成立当代传奇剧团。他们那时候没有政治压力，完全是希望京剧能传下去。京剧界的自发改革刚刚展开，1990年代初，“大陆热”和“本土化”双双来袭。

1992年底，大陆第一支表演团体——上海昆剧院来台公演，隔年3月是北京京剧院，4月有中国京剧院、湖北京汉剧团，5月是河北省京剧团……非常短的时间里，梅葆玖、杨秋玲、刘长瑜、裴艳玲……都来了，老伯伯非常兴奋，纷纷跑去看故乡的艺术。

台湾的京剧演员那时很惨：要在媒体面前做出两岸相见甚欢的样子，公开举行拜师礼、对着镜头微笑，可心里想的是：我们的市场被你们瓜分了，正统入侵，我们本来就很边缘，现在更边缘了。

无奈中，台湾京剧界想出“以陆治陆”的办法：上演大陆的新编戏。戒严期间，大陆新编戏在台湾是“禁戏”，大陆京剧团来台后多演传统戏，台湾京剧界就捡起这个空档。

同时，“本土化”在全岛发酵，京剧经常遭到“立法委员”质疑：京剧为什么叫“国剧”？是哪个国家的“国剧”？三军剧团每年花掉一大笔财政拨款，究竟演戏给谁看？在质疑声中，1995年，三军剧团解散。幸亏有几位元老喜欢看京剧，裁撤后的三军剧团重组变成国光剧团，隶属的部委从“国防部”调整到“教育部”。

命虽然保住了，但质疑声还是很大，国光剧团成立后迫切推的理念是“京剧本土化”，在短时间内推出“台湾三部曲”——《妈祖》、《廖添丁》、《郑成功》。“三部曲”做得非常样板，像我这样的老戏迷看了很生气：剧团好不容易脱离军中，变成文教单位，应该发展它的文学性和剧场的艺术性，怎么又变成了政治八股？

“看戏又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2002年12月，我到国光剧团任艺术总监。2003年碰上SARS，2004年才开始正常工作。我很好命：那时候社会上对京剧合法性身份的质疑已经过去了。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不碰政治；第二不以国粹自居，退居边缘，京剧只是多元文化娱乐中的一种。

到国光任职前，我在台大戏剧系工作，有人劝我放弃教学，我不愿意。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只眼睛在看外面，在大学里教戏曲，每天跟年轻人接触，等于做民调。

25年前我放《红灯记》，学生非常错愕，还有人哭——他自动把共产党置换成国民党，把毛泽东置换成蒋中正。过了几年再放，所有人都在笑。我十分清楚同一出戏在不同时代的学生中有什么反应。

2004年，我在课上介绍梅兰芳唱演的传统戏《御碑亭》：明代书生王有道进京赶考，妻子回娘家，途中遇雨，在御碑亭下躲避。一位年轻秀才刚好路过，看到亭里有一年轻妇人，就在亭子外站了一夜，两人一句话也没说。王有道考试归来，知道此事，生疑休妻……我还没讲完，学生已经开始爆笑，笑到拍桌子。他们问：老师，这种剧情现在还要演吗？

我非常尴尬，只能说：这个戏的唱腔很美，身段很漂亮。学生把脚翘到课桌上，反问：老师，你要我们看戏的时候只打开眼睛、耳朵，关上大脑吗？我只好说，这是古代女性的想法。学生说：我们买票看戏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现在的孩子离京剧，离中国的文化、历史越来越远。我不能板起面孔跟他们说：京剧里有那么美好的唱、念、做、打，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们为什么不看？

“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

到了“国光”，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京剧实验小剧场。小剧场是“以小博大”，以边缘对抗主流。27年来，我教了一届届学生，我知道他们他们一旦有钱去看表演艺术，往往是这个月看云门舞集，下个月看歌仔戏、苏州评弹、表演工作坊……

我们的竞争对象变大了：不是同一剧种内部的梅尚程荀，而是赖声川、李国修、林怀民、吴兴国、周杰伦、哈利·波特。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京剧一定是西皮二黄、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

“京剧实验小剧场”做的第一个戏是根据《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

学生在课堂上的哄堂大笑让我耿耿于怀。我问自己：《御碑亭》以后还要不要演？传统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如果以后都不演了，岂不太可惜？

小剧场可以解构、可以颠覆。可是我又不想很浅薄地把老戏里的男性沙文主义嘲弄一番。于是我转而写女性的内心：这个女人结婚十年，丈夫不解情趣，她的生命快僵死了。好不容易意外在大雨之夜，和一个年轻书生在荒郊野地的小亭子里相遇，很危险也很刺激。两人全身都淋湿了，双方一直没什么动静，但女人知道他在偷看。她有一种被偷窥的喜悦，这种喜悦让她重新发现自己的美……结局我没改，这个女人还是被丈夫休掉了。后来，丈夫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知道一切都是误会，又回来请妻子原谅。

有人说：不能原谅丈夫，现代女性应该像娜拉一样拂袖而去。可我觉得，中国古代女性不会这样选。我让两个演员来演妻子，一个青衣、一个花旦，青衣是温婉的外表，花旦是不甘的心。最后一幕，青衣要接受道歉，花旦轻拉她的袖子：你就这么云淡风轻？最后青衣跟丈夫回家，花旦不知道她该往哪里去。

我并没有把古典完全打散，它只是出了一下现代的神。戏做完，我们把它带回校园，学生们很兴奋。

2005年，我们做了《三个人儿两盏灯》，戏是我的学生赵雪君写的，她以前完全不懂戏曲。戏讲的是唐代宫廷里女同性恋的故事，我读到想掉泪，她写出了非常深刻的寂寞，从唐代的后宫贯穿到现代都会。我帮她修唱词，又请国光把这戏排出来。国光剧团带着赵雪君跑了台湾的好多学校，她变成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有故事要说的时候，你就说出来。没人规定京剧必须要写三三四十字句，二二三七字句——这个门槛一竖起来，京剧只能永远演王宝钏、薛平贵、四郎探母。《四郎探母》跟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

《三个人儿两盏灯》之后，我们做了《金锁记》。这个戏走遍了台湾的大学。

我儿子跟林书豪同年。我先生喜欢听老生的戏，儿子出生之后每天听的都是余叔岩、杨宝森的《一轮明月》，可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常说：“一轮明月干我什么事？”2006年《金锁记》巡演，我突然听到他在剧场里叫我，他的同学都在买票看这出戏，他就一起来了。后来我偷看他的博客，他在博客上写到：我好佩服我妈，今天《金锁记》看得我浑身一凛，回家把张爱玲的小说又看了一遍……

《金锁记》里有一场戏是曹七巧跟她丈夫讨钱。丈夫摸了她，她觉得很恶心，可是拿到了钱，把眼泪擦掉，把扇子一摇，喊一声“我来了”——好像满不在乎，可又可悲可怜，又决绝又无奈。

《金锁记》感动人的未必是某一段唱，如果哪位观众对其中某个画面有印象，三五年后能够再想起来，那一刻，他想不想得起来那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想不想得起来那叫《金锁记》都没关系。

2009年，我们带《金锁记》去北大。演后谈，很多学生留下来了，当然未必全是赞赏和喜欢。有一个同学问得很直接：如果央视春晚邀你们演三分钟《金锁记》，你们会选哪个唱段？我知道，他是在质疑我们没有完整的主唱段。

我很想回答：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但我没说，因为那样会冲撞到京剧的传统。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它三十岁的时候叫正统，还是四十岁时叫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