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原先学铜锤花脸，“倒仓”后改了老生。他在戏班里唱开场戏，又在好几个科班教过戏。后来在同庆班、福寿班都当过管事。

我是光绪二十四年生人，按阳历是1898年。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玉皇庙的沙土园。同院里，有八户人家最穷，天天早上起来没饭，这一天的嚼谷得现奔去。周围街坊笑话，管我们叫“穷八家”。

这八家都是谁呢？有叶春善，他是唱老生的，就是后来主掌喜连成科班的，叶盛章、叶盛兰的父亲；有王长林，他唱丑行，是王福山的父亲；有董志斌，也是唱小花脸的，是慈瑞泉的师父；有袁广福，唱花脸的；有徐贵明，鼓师，就是后来给杨小楼打鼓的鲍桂山的师父；还有两家姓罗的，一位是戏班里管箱的，另一位在刻字铺做工。再有就是我父亲了。

穷八家，穷得可真够意思。每天出去唱戏，也挣不回多少钱来。他们唱开场戏的、顶三四路的，一天就是几百钱，合现在几毛钱。可谁不是一大家子？

碰上个亲戚朋友的喜庆事，更麻烦了。八家里七家在梨园行，这家的亲戚往往也是那家的朋友。各家女眷都该去道喜，可不能一块去。因为归了包堆就一件囫囵褂子，得来回借着穿。你道完喜得赶紧回来，扒下褂子来我穿上再去。谁也不敢多坐会儿，底下还好几家等着呢！

我父亲会的戏多，人家说他是“可北京开场戏老生里会的最多的”。可这位老爷子也挨过“撅”：有回管事的派出戏来他不会，再换一出还是不会，一连开了七十三出，楞没有一出会的！甭说会，连戏名都没有听说过。这不是因为他会得少，而是京剧的剧目实在太多。顺便说一句，“四人帮”那会儿，从我家抄走糟践了的本子就有两千六百多出！听说都烧了，真可惜了哇！

早先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哪？现在演一出戏得消消停停地排，你不会有人给你说，多早晚够了质量了才公演呢。早年间可不是，你应什么行当，应几路话，哪路的戏你都得会！后台不对戏，连武戏都不对戏，台上见！这就看你的“道行”了。

我们老爷子连摇了七十三个头，管事的损话就上来了：“就这个，您还应开场？拜个师父学去吧！”当时就把他辞（辞退）了！

我父亲不怨别人，他有志气，有心胸，决心拜大李七先生再学。拜师起码得请桌客，那时候一桌果席不到一块钱，可我父亲连这一块钱也拿不出来。最后，还是他和叶春善、高登甲等人凑了一桌席，拜了老师。

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烧杀抢掠，我们家逃难，搬到前门外草厂胡同，这才离开穷八家。

我六岁时，跟街坊一位唱武花脸的张六先生练功，踢腿下腰。七岁，父亲送我进了“长春班”。这是当时小生头把交椅的陆华云先生起的科班，就是那年开办的，比喜连成科班早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