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个夜晚，首都北京寒风袭人，但这里的广和剧场却座无嘘席。北京京剧院三团正在演出高(庆奎)派名剧《逍遥津》，挂头牌的就是素有“铁嗓钢喉”称誉的著名京剧须生李宗义。他那精彩的表演博得了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李宗义已是六十九岁的人了，而他的嗓音还是那么刚劲挺拔，身段工架还是那么端庄漂亮，把汉献帝刘协演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李宗义的寓所。只见他身板硬朗，脸色红润，深藏在浓眉下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要不是岁月的风尘在他脸上嵌下了深深的皱纹，我真不相信这已是年近古稀的入了。
 　　“您是怎样学戏练功的呢?”我问。
　　“说来话长，还是从童年谈起吧。”李宗义连吸了几口烟，缕缕白烟好象带着他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年代，回到了渤海湾畔，津门渡口……。
　　李宗义出生在天津的一个贫苦职员家庭里，父亲在一家洋行里做工，繁重的劳动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正在上小学的李宗义只好中途辍学，到电话局、烟草公司等处去做临时工，挣一点点钱以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
　　李宗义从小就是个小戏迷。那令人陶醉的国剧艺术象有一种神奇魅力似的，强烈地吸引着李宗义。每有戏班演出，他总要想法跑到后台听“蹭戏”，边看，边学。演员练功，他就照着比划。李宗义的大伯家有留声机，他有空就跑去守在留声机旁。谭鑫培、高庆奎、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等名家们的唱片，他一遍一遍放着听，一句一句跟着唱。聪明伶俐的李宗义，学谭象谭，学高象高，学马象马，唱得有腔有昧。人们夸赞说：“这孩子要能‘下海’学戏，准保错不了。”
　　“当时在国剧盛行的天津，不但有好些戏班，还有许多的票房。可那是有钱人玩的地方，我家度日尚且艰难，哪能玩得起‘票’呢?不过，穷倒有穷的玩法。”谈到这里，李宗义端起茶杯，连呷了几口茶，给我讲起他当年“玩票”的情形。
　　李宗义到戏园里“偷戏”，跟着留声机模仿，已经学会了不少戏文，总想能有机会演唱一下。他家附近有个电料行，为了揽生意，门口挂了个广播大喇叭，李宗义便成了播唱者之一。不久，一位有钱的人家为了“拢”住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到社会上去胡闹，便租了一个票房，聘请了老师，特邀李宗义参加，李宗义便成了这家票房的主角。每天排戏练唱，为他锻炼和实践提供了极好机会。李宗义在天津皇后电影院第一次登台演出《法门寺》，他饰演赵廉，演唱得字真句明，婉转动听，显露出少年时代的李宗义身上潜藏着的艺术才华。从此，李宗义颇为人所知。当时天津影响较大的“中南国剧社”特聘李宗义为会员，他主演的《坐楼杀惜》曾名噪一时，李宗义成了票友中的名角。
　　“您是怎样‘下海’的呢?”我又问。
　　“我在姐夫的帮助下到一家电影院工作，姐夫见我是块唱戏的坯子，便经常为我邀角组班，让我唱大轴。后来，我辞了电影院的工作，就正式‘下海’了。”
　　1938年，李宗义第一次到北京，打炮戏是《四郎探母》，饰四郎杨延辉，同台演出的还有马艳芬、李多奎等名家。李宗义熔谭鑫培、马连良、高庆奎、余叔岩等的演唱风格于一炉，唱得声情并茂，悦人耳目，一炮打响，名声雀噪。梨园界一些同行认为，将来这个演员了不得，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说：“李宗义是与我抗衡的一个对手。”
　　1939年，李宗义由天津迁往北京，拜鲍吉祥为师。鲍吉祥向李宗义传授了《伍子胥》、《搜孤救孤》、《红鬃烈马》、《斩黄袍》等戏。李宗义早起吊嗓，上午练功，下午学戏，晚上演出。他那唱、念、做、打的厚实功底，即在这时奠定的，加之与在京各派名角合作，博采众长，他的技艺益精。
　　李宗义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嗓音高亮，气力浑厚，善唱悲戚高昂的腔调，很象高庆奎。他自小就是“高迷”，未能拜高庆奎为师，便问艺于长期同高庆奎合作的李洪春，刻苦磨炼，潜心学艺。经过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他的唱腔在吸收高派特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且看他演的《逍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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