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荐山东莱芜梆子《红柳绿柳》。这个剧种的唱腔，被人称之为“拉魂腔”。魂儿都能被拉走，可见劲儿够足的了。而这个现代戏又有一股使人入迷的艺术魅力。这魅力之一来自它的喜剧美。

同是喜剧，由于题材的不同和独特的艺术处理，风格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别林斯基说：“有许多观点，喜剧是同悲剧相结合的。喜剧唤起的已经不是轻松和愉快的，而是痛苦和悲哀的笑了。”《红柳绿柳》让观众产生一种带有痛苦的回忆和苦涩味道的美感享受。

县委书记金涛强迫小丁庄全部种杂交高梁，命令拖拉机手犁掉绿油油的黄豆苗，这是悲剧。县委常秘书挨家挨户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家家鸡鸣鸭叫藏“尾巴”，这是悲剧。团支书绿柳是个小“凡是派”，干起“一刀切”，六亲不认，为此和对象吹了灯，也是悲剧。这些悲剧的根子在左的思想和政策。“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我们民族的一场灾难性的悲剧。但揪出“四人帮”初期，它的后遗症并未根除。剧本作者运用喜剧手法处理上述那些充满悲剧的后遗症，获得了使人捧腹不止的艺术效果。老队长率领社员因地制宜，偷种经济作物黄豆，但在豆地的四周种上杂交高梁，糊弄上级的检查。这就有了喜剧因素。社员们养鸡鸭鹅兔和自留牛，常秘书到处搜割“尾巴”，老队长打掩护，把全村的“尾巴”都藏到自己家中。这又有了喜剧因素。老队长被撤了职，放牛娃二宝“选”上了队长。但二宝暗中听老队长的指挥，保护“尾巴”。这就罩上了喜剧色采。常秘书大讲杂交高粱的“优越性”，好嘛，二宝专派他到社员家吃硬梆梆的高梁黑窝头。吃得他膘掉了八斤八两八，这叫自作自受。喜剧中又渗进了讽刺色彩。

喜剧来自生活，来自人物的性格冲突。剧中巧妙地安排了三对青年的婚姻纠葛。老队长的三个儿子各有喜剧性格的因素。老大、老二的对象偏偏是红柳、绿柳姐妹俩。由于八婶的粗枝大叶，几乎错配了鸳鸯谱。老大满囤老实巴焦，可懂得往红柳家中送豆子。老二满仓机灵过头，却找了个团支书绿柳。老三满箱就是不听对象金玲玲的话，走泰山大人金涛的后门。他固执得实在可爱。三对爱情的线索，拧在种高粱与种黄豆、砍“尾巴”与藏“尾巴”的两对矛盾冲突里，巧妙地交织成故事情节的经纬线。

马克思说，喜剧是笑着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鲁迅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这个戏就是把左的思想错误“撕毁”给观众看，把左的幽灵在观众的笑声中“送进坟墓”。

喜剧的任务在于揭示丑，否定丑，但也间接肯定美。塑造正确的或者带有缺点的喜剧人物，是社会主义喜剧的特征之一。县委书记金涛是个带有喜剧色彩的领导者形象。多年来左的思想政策的污染，使他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蠢事。三中全会的公报惊醒了他。他在进行深刻的思想解剖：“这些年来经验多，烧饼不住地两面烙。左边糊了不算错，右边糊了准砸锅。左边出事整一个，右边出事毁一窝。人人怕右不怕左，要转弯还得要琢磨再琢磨。”这些破题的辛酸语，说到了观众的心坎里。当他再次下乡受到八婶无意的讽刺时，他高兴了，挽起袖子同她一起磨豆腐、搞副业。在对唱中，他的喜剧性格展现了出来。他的固有的心灵美被观众感受到了。

这个戏恰似一幅水彩写意的风情画，清新健朗，娓娓动人，而又寓意深刻。正是它的喜剧美才使观众同角色一起笑着同昨天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