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指出：“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他认为好的传奇剧本，如“荆、刘、拜、杀”，好就好在“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其实，岂止传奇要求集中，近代和现代戏剧也莫不如此。

话剧《雷雨》，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绵密纠缠，却无一点枝蔓。结构严谨，“文情专一”，方称上乘。我们搞历史剧创作，有时受到大量历史素材的围困，唯恐历史背景，时代风貌点画不清，往往外加一点旁见之事、侧出之人，目的本为帮助观众了解剧情，但头绪多了，“忽张忽李，令人莫识从来”，效果反而适得其反。譬如，上海人艺的《鉴湖女侠》写秋瑾，想把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形势介绍清楚，就在戏里安排孙中山出场，甚至还想让鲁迅露一露面，这就有点象李渔说的：“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了。

秋瑾以及她的战友，首领徐锡麟，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的领袖，在辛亥革命前夕，无疑是受到中国旧民烹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影响的。但当时在推翻满清、争取立宪的总目标下，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徐锡麟的光复会侧重反满．对孙中山的同盟会标榜的平均地权等口号并不赞赏。秋瑾既是光复会的成员，又参加了同盟会。她在浙江的斗争则是光复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行动。了然于此．在写秋瑾的戏里出现孙中山就似乎无甚必要。

当然，孙中山出与不出，问题还要看剧作者把他安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还要看他是否处在戏剧矛盾中，也就是说，看他是否成为一个艺术形象。如果他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概念的代表，一种道德或理想的化身，那就不如不出为好。可能秋瑾在某一方面受过他的影响，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体现这种影响呢？譬如，陈天华给予秋瑾的影响毋宁是更为直接的，但剧作者就没有安排他出场，却通过陈天华的革命著作《警世钟》、《猛回头》让观众感受到这种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不必要出场的人物出多了，会使头绪纷繁，让观众目不瑕给，自然应该避免。有时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并不出场，只在对话里提到，也会使观众迷惘、费解。譬如：秋瑾的契友，除了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女诗人吴芝瑛外，还有一个徐寄尘也是颇有文名的，三人义结金兰，所走道路虽不尽同，但相互关怀，交称莫逆。当秋瑾准备起义，急需赞助时，吴芝瑛雪中送炭，及时转来徐寄尘馈赠的首饰财物一包，本来这是一个很出情的细节，但因为徐寄尘这一人物是不出场的，又缺乏铺垫，观众不识其为何许人，更不知她和秋瑾的关系，因此，不仅激不起感情的波澜，反而分散观众的思维力，觉得有点蛇足。

头绪繁多，确是戏剧作品的大忌。于此，我不禁想起话剧《清富外史》。这个历史剧要交代的历史背景、时代风貌不为不复杂，人物的关系、事件的脉络不为不纷繁，剧作者却妥适地安排了人物，把他们都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中，通过矛盾冲突的开展表述了剧作者要说的话。这样的戏，条理清楚，没有枝蔓，自然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