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的两篇报道《蔡正仁张静娴严厉批评张军史依弘版昆曲<20l 2牡丹亭>“水晶很闪，却亮过了演员的眼神”》(2012年06月06日第B07版)、《史依弘就<2012牡丹亭>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没有争议，我演它干吗”》（2012年06月07日第B08版）引发观众和业界反响。

来自业界和戏迷反馈，认为老艺术家大胆直言，媒体也尽到应尽的责任。随后，《新民晚报》、《文汇报》、《天天新报》也纷纷撰文、评论，都持认同态度，呼唤健康的文艺批评环境。但6月11日，《解放日报》在文化娱乐新闻社会新闻撰文，以《史张版<牡丹亭>引发戏曲创新大论战》为题，文中直指晨报的报道将新老艺术家置于对立位置”、“是为博眼球的炒作”。这样武断的结论式的报道，已经脱离了媒体报道的客观立场，也是对晨报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评价。作为事件的当事记者，我有几点要特别说明。

l、晨报究竟有没有恶意歪曲老艺术的意图？我觉得，没有。

6月5日下午我赶赴上海昆剧团采访昆三班黎安余彬几位主要演员，新作《景阳钟变》即将赴苏州参加中国昆剧节，这是上昆的年度新作，也是新编昆剧的一次尝试。当时，院方表示正好蔡正仁、张静娴(昆剧表演艺术家)和唐斯复(中国昆剧全本《长生殿》的策划人)几位老先生都在，可以聊聊。采访中．蔡正仁谈到看完张军史依弘《2012牡丹亭》后，心绪难平，有话要说。老先生当天侃侃而谈了整整一个小时零六分钟。

当时作为记者，我认为这是戏曲界难得的好声音，蔡老对艺术的批评和两位年轻艺术家的评论，虽然犀利，但是十分中肯，切中要害。因此回报社后，和部门领导商量，我当天就撰写了第一篇报道。报道所有涉及内容，都是老先生的原话，不可谓不严厉。因此，我们见报的标题用了“严厉批评”四个字。

其实．严厉与否，读者只要看完全文就很容易判断，我们的文章究竟有没有歪曲老先生的意图。蔡老说我们歪曲了，但是，我作为记者，可以很确定地说．我没有歪曲，这就是一次严厉的批评。

2、晨报究竟有没有恶意炒作，博人眼球？

我同样觉得没有，因为没有必要。晨报作为一张有影响力的报纸，没有必要通过恶意炒作来抓人眼球，损害我们已经建立的公信力。况且，从文艺报道领域，值得写的话题和人物很多，有什么必要去炒作？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原因很简单，蔡正仁的批评深刻到位，我听了第一感觉是很精彩、很珍贵。这样的观点和言论，无论对于张军史依弘、还是对于京昆，都是可贵的声音，所以我想写。在采访过蔡正仁之后，我又采访了张军和史依弘两位当事人，询问他们对于老师批评的回应，采访的内容也如实反映在了第二篇报道当中。给每一位当事人充分的话语权．这一作为媒体的义务，我们也尽到了。

张军当时就表态，老师的批评都是金玉良言，并希望我们继续关注京昆．他自己的新创作品《水磨新调》也即将在6月底在商城剧院上演，他在采访中很明确地对我们表示了感谢，认为健康的批评环境对昆曲绝对是幸事，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给他的新作品提意见。史依弘在受访时，观点也十分鲜明，对于老师的批评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我也原文实录了。采访结束，她还特别提到，感谢关注，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人关注，才是真正的悲哀。以上是我这次采访的整个过程。

3、上视新闻的跟进、《新民晚报》的思考和《解放日报》的粗暴结论。

事情在6月8日有了些变化，蔡正仁和张军接受了上视新闻频道《夜线约见》的采访，主持人夏磊说道：“看了《新闻晨报》的整篇报道，虽然是严厉批评，但是全部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之内。”但蔡老则在节目里公开表示，晨报“严厉批评的提法有些过激了，并且特别提到演出当天特地上台恭喜了史依弘”。但作为当事人．我当时看电视的第一感觉是，蔡老的态度软化了。这样的态度和他当时接受我采访时的态度，有了微妙的不同。我第一时间从侧面询问，得到的反馈是，晨报的报道见报后，蔡老连日来越来越感受到压力巨大。

巧的是就在《夜线约见》同一天(6月8日)，《新民晚报》资深记者王剑虹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声援蔡老的批评态度，也让我知道了这种微妙变化的原因。这篇题为《说好话“锦上添花”客盈讲实话“雪中送炭”车马稀》的文章不仅讲述了蔡老连日来感受到的压力．更提出观点，“为什么老师批评学生，结果感受到压力的反而是老师”。

我十分认同王的观点，也在和王剑虹的沟通中，进一步了解了老先生态度变化的原因，我连着两天去团里，老人家其实说了何止几十遍严厉批评的事儿，虽然他不承认有很大压力，但压力是真心有的，让人觉得不忍。虽然这里很多网友都很希望听到老艺术家说真话，但在圈内真未必。这一番争论，虽然媒体和不少同友真心希望能改善批评环境，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让老人家以后更不敢随便说了”。

事情并未平息，《解放日报》6月11日的报道见报后，我以自己的天蝎座O型的火爆脾气，当面询问了这位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主观色彩极浓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问题，不仅仅在对于晨报的不客观评价，同时也完完全全站在了“挺牡丹亭”一方(整个事件最大诟病、连日来微博上强烈批评的，主要是某名嘴“恶婆婆”的提法和学者翁思再对《牡丹亭》的主观力挺)，而解放的文章中，则充满对翁思再的极力辩护，对“牡丹亭的溢美之词。这样不客观和充满偏向性的报道，令我感到愤怒。因此感到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过程说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