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京戏《智取威虎山》，取材于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曲波著），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演出。1966年底，《智取威虎山》连同其余七个文艺作品，被官方宣布为“革命样板戏”。其前后共经历六个版本：1958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汇演演出本、1964年10月修订本(载《剧本》1964年12月号)、1967年版(载1967年《红旗》第8期)、1969年版(载1969年《红旗》第11期)及1971年版（人民出版社）。

作为“样板戏”改革的核心人物，江青对于《智取威虎山》从普通京剧变为“革命京剧”有着关键作用。江青曾于1965年4月27日发表讲话，对《智取威虎山》的剧情发展、音乐形象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该讲话后来发表于《红旗》1967年第6期。

毛泽东接见《智取威虎山》演员（1964年7月17日）

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是有缺点的，我心里有本帐。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可以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正面人物反而没有，杨子荣有几次亮相呢?这可能是个创作方法问题。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为了提高思想性，有必要把当时全国的形势搞清楚。

一九四六年，全国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仅仅是东北。东北战场上，我军只有十万人左右，而敌人光土匪就有十几万，还不包括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杂牌军。当时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等几个王牌军都在东北。但是真正强的还是我们，我们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有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

根据当时在东北的形势，我军如果不把正规军分一小部分去剿匪，不仅人民受苦，而且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因为前面是国民党，后面就是土匪，我军处于被夹击的境地。这个时期很困苦，很艰难，东北人民多年遭受日寇和蒋介石的统治，加上日蒋的反动宣传，人民对我军不了解，所以发动群众很困难。这支小分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担负着剿匪反霸的任务。总之，从小分队的活动，要看到当时全国的形势，戏中一定要提到美蒋的勾结。当时美蒋利用三人小组，到处活动，搞“假谈真打”，欺骗人民。把这些历史背景搞清楚，可能有助于思想性的提高。

我觉得，戏还必须集中。幕外的戏全去掉，不能很乱，戏弄得满满的，观众脑子没有回旋的余地，不含蓄了。

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而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成为语汇(舞蹈语汇就是用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构造的所谓“蒙太奇”，即结构)。

《沙家浜》的音乐安排很吃力，他们原来怕用慢板。其实，没有“慢”就没有“快”，“慢”与“快”是对立的统一。老是“快”的音乐旋律(借用美术上的术语就是线条)就平了。

音乐唱腔一定要成套，主要人物的唱腔，要有快有慢，有板有散，但是散板、摇板最好少一些，多了真倒胃口。换用腔调及转板，不要太突然，整个戏要注意音乐结构的连贯，还要注意各段之间要过渡得好。调门变化不要太多，唱腔成了套，就不平了，有层次了。

这里(指第五场)，要唱西皮倒板上，要慷慨激昂，这里唱的内容，是抒革命之豪情，杨子荣进入敌区，接近了敌人时的歼敌决心，可以虚一点。杨子荣的音乐形象，要靠这一场树立起来。

李勇奇不如以前好。他吃不饱，穿不暖，一句话，饥寒交迫，老婆又被土匪打死了，所以他才说得出：“除死无大灾”。他对土匪和反动派军队恨极了，要写出他的倔劲。然后，他慢慢观察这个军队，看出人民解放军有点特别。当他了解解放军以后的那段唱，要搞好，要唱得使人掉泪。李勇奇是身处绝境，绝处逢生，要把他写好。

典型人物，是群众的集中概括，要从头到尾显示他的光辉。群众是烘托主要人物的。

《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建议以西皮为主，二簧为辅。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除非以后设法把它提高一下才行。

锣鼓经害死了人，可不能让锣鼓经把演员捆死。一个慢长锤要打多久呀!乐器配备上要注意，高音乐器太刺耳，不柔和，要增加低音和中音乐器。

这个问题我没考虑好。就是倒板要不要?有倒板气势好一些。慢板，快三眼，快板一定要，没有这三种板式就没有层次。

少剑波唱杨子荣的身世，觉悟，勇敢，曾经三次卧底，杨子荣的传，要由少剑波立，在这里立，很自然，也有戏。

第九场，我有个新的想法，应该让人看到杨子荣上山以后的侦察活动。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休息时，江青同志谈到。)

关于流派，又要又不要。要，是作为资料，不要，是不要受它的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