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0岁，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1983年在解放军后勤学院离休。几十年来，除了工作学习以外，我主要爱好书法和京剧，尤其对京剧大师马连良的艺术情有独钟，并有幸与他有过一段忘年之交。

战火中的慰藉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开始喜爱上马派艺术了。1946年，在回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我发现了在解放张家口时缴获的一台手摇留声机和一些唱片。这些唱片包括马先生全套的《武家坡》、《春秋笔》、《打渔杀家》等作品，我如获至宝。在欣赏这些作品时，我被马先生那潇洒飘逸、荡气回肠的唱腔所吸引，直至今日。

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要“打前站”。每到一个地方，我把准备工作搞好以后，再把水烧上，等候同志们的到来，然后抓紧片刻的休息时间，打开留声机，欣赏马先生的唱腔，这于我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幸福时刻。战争时期虽然艰苦，但我的心灵却总能得到慰藉。不管战争期间多么艰难，留声机和马先生的唱片始终不离我的身边。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把它们带进了北京城。

空前绝后的慰问演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3年1月2日，我和刘侵霄带华北军区后勤六十余人入朝参战，我被分配到志愿军后勤政治部工作，任秘书处处长。

1953年10月，祖国人民派来了以贺龙为总团长，马文瑞、梅兰芳等为副总团长的赴朝慰问团，除了梅兰芳，还有马连良、程砚秋、周信芳等艺术大师。为了做好祖国慰问团的接待工作，志愿军后勤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专门带我到志愿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张南生亲自布置接待任务，并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艺术家们照顾好。

志愿军后勤驻地在朝鲜成川郡的香枫山，因山上长满了丁香、枫树而得名。实际上，当时的朝鲜环境很艰苦，我们根本没有房子住，就是在山上挖出半截房子大小的坑道，再用石头在坑道外垒半截房子，我们叫它“掘开式”。马先生和我挨着住，李雪三也在附近，这在我们“志后”政治部就是最好的住所了。

由于我是马先生的戏迷，这次他又和我们同住在一起，我便与他经常接触，除了办公时间以外，几乎每天都去看他。我知道他是回民，特意准备了一套全新的厨具，并安排了一名回族厨师。

马先生十分厚道，怎么说也不同意特别为他安排厨师。他说，由他的外甥杨松岩做饭就可以了。杨松岩以前学过戏，在慰问期间，要负责照顾马先生扮戏，有时还要上台，同时每天负责照顾马先生的饮食起居，十分辛苦，即便如此，马先生也不愿给志愿军“添麻烦”。

马先生和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是慰问团的四位大师级艺术家。他们的演出有时自领一军，有时相互合作，让志愿军战士们过足了戏瘾。他们在我们“志后”的演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轰动一时。四位大师同台献艺，马连良主演《断臂说书》，梅兰芳主演《贵妃醉酒》，周信芳主演《徐策跑城》，程砚秋主演《三击掌》。这样的演出场景是我根本没听说过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以前从来未曾出现过。

普光殿前的珍贵合影

普光殿前合影（前左起：马连良、黄澍霖、周信芳、梅兰芳；后左起：程砚秋、马彦祥） 

演出结束以后，四位大师留在“志后”休息，我负责陪同他们和马彦祥游览香枫山，去参观香枫山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迹——普光殿。

由于普光殿的位置在高山深处，被山峦和树林等掩映得十分严密，山上的溪水从石缝中潺潺流过。山门上有一块匾额，“普光殿”三个颜体的汉字写得苍劲有力，十分醒目。

就在我们畅游普光殿的时候，机要秘书王承信正好路过这里。他随身携带着照相机，当得知我陪同四位大师在此游览时，就主动提出为我们摄影留念。于是，我们便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王承信拍完这张照片以后，一直也没机会提这件事。等马先生他们离开“志后”以后，我们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逐渐把照片的事给淡忘了。志愿军回国之后，我和王承信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前不久，我们志愿军的老战友聚会，我和王承信终于又见了面，他送我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就是这张普光殿前的合影。

这张60年前拍摄的照片，依然十分清晰。几位艺术大师均已作古多年。特别是与我朝夕相处、十分熟稔的马先生，他那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立刻就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想，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很可能马先生和另外几位艺术大师的家人都没有。于是，我让孩子找到了马先生的儿子马崇仁、孙子马龙，我要把照片送给他们，让他们记住这难忘的历史岁月和真挚的情意。

一张特别的“门票”

 我和马先生在“志后”大约相处了一个多月，关系十分融洽。他长我二十余岁，我成了他的一位忘年交。在离开“志后”之前的一天，他把我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澍霖，我要走了，送给你一张我的剧照留念。这后面写着我们家的地址和电话，你什么时候回北京，欢迎你来我家做客。你到北京以后，什么时候想看我的戏，就拿着这张照片去剧场，它是永远通行的门票，进出自由。”

一天，秘书处的打字员李秀琴等女同志要去找大师们签名，被我拦住了。我说：“组织上有规定，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尤其是我们秘书处，更不能带头违反纪律。”女同志们只得离去。我看小李的样子十分可怜，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我说：“我忍痛割爱，送你一张马连良先生的剧照怎么样？别埋怨我了，行不行？”没办法，我只得将马先生的照片转送给了她。这下她兴奋得不得了，拿着照片如获至宝，在同志们中间到处传阅。我的这张纪念“通票”，就这样成了小李的珍藏品了。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是志愿军中最后一批回国的，1958年8月到政治学院学习，与李秀琴等老战友们都失去了联系，而后，辗转才又在我家见面了。我送给她一本我写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在抗美援朝时期马先生送我照片的事。她看完之后来信说，照片至今保留完好，应该完璧归赵，并随信将马先生的那张《借东风》剧照寄给了我。真难为了李秀琴，除了马先生的印章有些脱色以外，其他几乎一模一样。

我与马连良先生的这段忘年交，已经过去了近60年，但艺术大师给我的耳濡目染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除了党和部队的教育以外，身上承载的中华传统、道德理念，许多都是通过京剧的戏文了解并感悟的。是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周信芳等大师的国粹艺术，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传承中华高尚的道德情操，涤荡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我为中国能够有马先生这样的艺术家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