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津从小就跟我们家交往密切。1951年，我跟着父亲马连良先生，还有张君秋张先生由香港回北京。1952年到北京后，我父亲演《三娘教子》，张学津跟我父亲一起上台演，他演薛倚。那时候他还是十来岁的小孩，这是他第一次登台。

1952年，张学津进艺培戏校学戏，学的是余派老生，拿余派打基础，跟王少楼王先生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喜欢上了马派。我们1952年回来后组织马连良剧团也好，1955年与北京市京剧二团合成北京京剧团也好，他一直在看我父亲的戏，就是喜欢马派。没拜我父亲以前他也演过马派戏，演《甘露寺》、《借东风》。

戏校毕业后，张学津被分配到荀剧团，后来戏校这些学生又被抽调出来，组成北京实验京剧团。团里的老生以张学津、李崇善为主，李崇善是谭富英谭先生的学生。孟俊泉的花脸，他是裘盛戎裘先生的学生。彭真市长相当重视这个团，特别是张学津他们这一拨学生，经常对他们说：“你们北京实验京剧团要继承北京京剧团。”后来拜师马谭张裘四位先生也是彭真市长发起的。我们北京京剧团不只马谭张裘赵这几个团长，还有“二老”——李多奎和马富禄。这些人物上哪儿找去？

关于自己将来的艺术道路，张学津问过张君秋先生，说您看我拜谁合适。张君秋说，你嗓音条件不错，但是念、做还不成，要想有成就，还是应该拜马爷爷。马先生看过几次张学津的演出。晚上没事的时候，马先生有时就去吉祥戏院看戏。马先生觉得张学津够材料，气度、个头、扮相都好。那阵儿也正时兴拜师风。张学津是1962年拜的我父亲，和冯志孝一块儿拜的。但是他不敢叫“师父”，而是叫“爷爷”，管我叫“叔”。因为他爸是我们老爷子的干儿子，我跟他爸爸是同辈。

我父亲特别喜欢他，曾跟我说，学津比其他几个学生接受能力都快，也聪明、刻苦。张学津学戏是真刻苦。他白天在北京实验京剧团上班，晚上没演出就到我家里跟父亲学。有时候父亲出去洗澡也带上他。按我们这一代的说法，学戏要先跟着师父“熏”。张学津学戏开始学的是余派。余派的念白风格跟马派的念白风格不一样，谭派跟马派的也不一样，各派有各派的特点。拿学马派来说，怎么唱，怎么念，得先“熏”成马派味儿。张学津也是跟着先“熏”。他先学的是《十老安刘》，里面有大段的念白，马先生教他念，他照着去练，练成马派风格。他在我家学戏，边学边背，完了就很晚了，公交车也没了。他也没处借脚踏车，就走着回去。那阵儿他们剧团在珠市口一带，他一边走一边背戏。天已很晚了，马路上没什么人，他就连比画带背戏，每天如此。

马先生到后台扮戏，他也跟着上后台。后台单有父亲一个化装室，怎么化装张学津都看到了，都记在心里。我父亲演戏非常认真，演出前各个部门都要看看。道具干净不干净，演员扮得干净不干净，穿的服装对不对，都要过过目。“你这怎么没刮鬓角啊，找理发师刮鬓角去！”不能带着大黑鬓角上台。穿着服装上楼下楼也得有规矩，“上撩下提”，上楼得撩着，别踩上，下楼得提起来，后面别扫楼梯。穿着服装更不能躺着。所以，马先生怎么要求剧团，怎么要求自个儿的扮相，这些细节张学津都注意，都学到了。后来他成立了—个剧团，在他的剧团演戏，他也学马先生这套作风。

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北京京剧团排出《赵氏孤儿》，由马、谭、张、裘主演。张学津所在的北京实验京剧团也排了《赵氏孤儿》，也是马谭张裘主演的路子。北京京剧团的马谭张裘是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实验京剧团里，张学津是马，李崇善是谭，李玉芙是张，孟俊泉是裘。马先生亲自到实验京剧团给他们排，特别是张学津，马先生亲自给他说身段、作示范。比如说“盗孤”，把小孩装箱子里之后要换锣鼓。这时怎么给打鼓的交代？马先生专门给他走出来，教给他。还有“盘间”一场戏，程婴碰到屠岸贾的一个武将韩厥，背的箱子里装着孩子，程婴怎么过去？轻叹一声“哎”，同时自上至下轻捏一拳，这就是—个交代，是告诉打鼓的，节奏要撤下来。这些都是马先生示范给他的。

张学津在看马先生演出的时候，是从各个部位都看。在乐池看，能看清楚表演，像眼神这些脸上的戏都能看清楚。到楼底下看，站柱子那儿有站那儿看的好处，能看见马先生怎么出来，怎么走。后来他又到楼上，坐台阶上看。楼上能看全景，出来走三步还是五步，都能看清楚。楼上楼下他都找地儿看，学得就很全面。当初马先生看老一辈演戏，也是在戏院柱子后头偷着看。那时候老先生比较保守，瞧见马连良来了，得留两手，让你学不到，学戏叫“偷戏”。马先生看戏，白天就进剧场，带个馒头找个地方藏起来，一直等到晚上开演，饿了就啃干馒头，都是这么学戏的。张学津也学马先生，早早到剧场，所以学了不少东西。

学津特别聪明，他在业务上锲而不舍，不管什么时候脑子里都在琢磨京剧。对于马派艺术，他不光学，而且发展，像《箭杆河边》“劝赖子”那段唱，还有《画龙点睛》，都唱得相当好。